虎扑体育网

当我们从全方位的角度关注沈从文的生命世界，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喃喃吟诵：爱，与死为邻。这无疑是沈从文整个文学创作和作为极大的个体的内心探微的一个重要而深刻的命题，它是由沈从文独特而极强的艺术感悟能力和灵敏的触觉、对众生苦难的悲悯、对自我人生的忧郁、大真大诚的爱情体验和无与伦比的对生命的悟性和信仰而“哺吐”出来的。

“我好象什么事情很悲哀，我想起‘生命’。”生命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处处存在，有的自生自灭，有的消失于人祸与病疾，但从一个长长的生命轨迹来看，它们都在生生不息中存在，这些存在为人类性情提供了一个繁衍的基本模式，也就是生命呈现的基本也是最为重要的方式，其一，便是爱情。

“每个活人都象是有一个生命，生命是什么，居多人是不曾想起的，就是‘生活’也不曾想起……因为追究生命意义时，即不免与一切习惯秩序冲突一我看到生命是一种最完整的形式，这一切都在抽象中好好存在，在事实面前反而消灭。”

    “……遇之者即喑哑。爱能使人喑哑——一种语言歌呼之死亡。‘爱与死为邻’。”

    “然抽象的爱，亦可使人超生。”

    （以上出自《沈从文选集》第五卷，《文论》、《生命》)

     那生命究竟是什么?沈从文全部的生命意义又包含了哪些内中据守着什么位置?当具体的人生形式概括成“生命”，那具体的生命又能在哪儿出没?他说:“对于生命存在的意义，他的想象或情感，正在不可见的一种树枝间攀援跳跃，同样略带一点惊惶，一点不安，在时间上转移，由此及彼，始终不息。”

    “不可见的一种树枝间”或许可释为用不可以被人做看见或者触摸的博大深邃的空间，生命于其间舞蹈，歌唱，迫巡，漫游，止静，思想，为“生活”注入活跃跌宕的美，尽自扩张人对身处其间的已经飞扬的想象和丰实得比“满树绿叶”还要浓郁的情感，这是生命的延续方式，也是一种存在逻辑。但生活永远不可能在一个空间里停留、静止，乃至绝对的绝灭，沈从文让我们在人世变迁中去感觉时间，在生活进程中触摸生命，因为对流逝的惊惶，对去而不返的东西的留恋，对“死亡”的恐惧，使我们想到时间，并拥有了时间，供我们“使用”和思索，由此便有了生命，生命便在时间里获得了充分的运动和力，“由此及彼，始终不息”。

    沈从文在无边的空间里“逮住”了时间，于是他发现了“生命”的要义，那就是尊重生命，拥有对生命的义务与权利，生命的庄严和苛刻一并存在于生活，势必高于生活。他说:“我们对‘文学’与‘人生’的看法，和另一部分人虽无是非之分，无高下之分，然而却实在有些不同。”要“思索着向深处去。”在他的文学生涯里，他无时无刻不在不息的思索中尊重生命及其一切形式，从而建立他文学世界和人生世界里一个极为重要的美学观:

    “我是一个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

    这个信仰“生命”，换句话说，这个把生命当着信仰的人，是如何在爱与死亡之间诊释他对“生命”非凡意义的理解的呢?

    他认为:“把生命的使用，在这个新观点上变成有计划而能具有连续性，到是一切新经典的根本。”(《烛虚》)

    他还说:“人实在值得活下去，因为一切那么有意思，人与人的战争，心与心的战争，到结果皆那么有意思。”(《月下小景》)

    他还说:“生命所需，‘准对于现世之光影疯狂而已。因生命本身，从阳光雨露而来，即如光焰，有热有光。”(《烛虚》)

    那，生命的最高境界，是不是对“人类远景凝眸”的伟美“幻想或理想”?我想是的。他拥戴这样的观点，就像信徒对其崇拜的神一样果敢而坚定。获得信仰是一种幸福，正如爱情，信仰生命的人，他同样以爱情作为自己的信仰，因为一切“结果皆那么有意思”，有意思，那就是美。他从具体的事象和物象中出来，缓缓走近“抽象”。他说过他是在为抽象、为虚构、为想象而在发疯，这一切皆为了一个信仰，像浩瀚的夜空对繁星和明月的拥抱，更像诗歌对庄严的词句和音律的承载。

    在沈从文看来，生命的全部内容应该是具有健康、纯粹、正直和真实的人性的，心灵不能受金钱和权势的干扰，要有个性的生活，要仁慈善良，在朴实悠远的民情风俗中保持尊严和永恒的爱，要有把握命运的能力和信心，并对这些命运的表现形式做恰如其分的理喻与说明。使他对生命及其形式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兴趣和充分的理解与宽怀和凝眸的一大前提，就是他在酉水流域的卒伍生涯，无数在人事变迁中几乎等于“荣枯无常”的人，在倏忽间将生命交了出去，安然接受了生活的这种安排，仿佛生和死也只不过是来到世间做极为平常的一个游戏，游戏没了规则或者活得腻了，一切就结束了。刺痛沈从文灵魂的，就是这些人在某种社会强势力量面前显得如此弱小，卑微，他们几乎没有将生命当作一种权利的可能。面对大自然时，大自然又是何等的凶险、无情、残酷，它同样具有杀手的本色，有时侯对大自然极端的无奈，使一切生命缄默，退出了尘世。由此，当我们发现沈从文将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生形式以抽象的方式进行演绎注释，从而在精神灵魂两方面设计出新的生命形式时，他仍然是以美好的道德和坚韧的个性作为基点，而美好的道德与人性，是以“爱”作为缘由，也作为最终结局的;其实，爱没有结局，它是永恒，在沈从文的“生命形式”里栖息着，繁衍着，持续着。那爱究竟要如何存在?存在于何处？一个尊重生命的人，他是如何对待死亡的？答案已经在问题之中;因了尊重一切生命形式，信仰真正的“生命”，必然要面对终极意义的“死亡”，作为单纯的人生结局，“死亡”是肉体之火的熄灭，是肉体存在的消逝，但肉体通过肉体赐予人的那点记忆，回味，连同爱憎都可能被延留下来，我们用心去把他们牢牢记住，并再次延续下去，其中，在这番“劳作”中，爱起到了极其关键的的作用。另一方面，仿佛人一生恍惚于世界里，活得累苦，活得蹊跷，活得似爱非爱，活得人兽难分，活得无黑无白，倘若要花销巨大的时间和精力去获得爱，在沈从文看来，也是有距离的，因而他觉得，真正意义上，要爱，非死不可！不死便不能成为全然真正的爱！他毅然接受了自己的观点，那种如童贞对美好事物的执着一样的心态使他坚定地热爱生命，衷心于爱情，对死亡便心领神会。看似一个荒唐的调子，但在沈从文的世界里，“爱”与“生命”与“死亡”是人生最高形式的呈现，他或许并不比他人看得更加深沉久远，但他一定以他特别的经历和观察，体验到来自生命多元的意义，包括痛楚、快乐与长久。

    但是，生命意义的抽象原则虽然让这个灵性多愁却又讷于言的孤独之人永恒地凝视着生命与灵魂相绾时的神性光芒，深深地感觉到死亡的魅力与爱的力量“相媾”时同与世浮沉的所有生灵的神圣相关联，并使他更乐意用胸膛贴近梦中的热土和时时刻刻繁茂在他意识里的宏博自然；同时，这些爱和死亡所流淌出来的对抗残忍现实的力量也使沈从文更有热情和正直去批判他一直在批判的都市人生，但社会现实毕竟不可能吸纳并超越物质现象等一切具体形式的抽象，想象，乃至“虚构”，现实终归是现实，现实中的人大抵也不可能成为神仙、圣贤或魔鬼的，人人都在命运分摊在自己身上的“事业”中挣扎、奔波、忙碌、流泪流血，各自有其沉重的负荷，有自己可悲可喜的人事。这些，沈从文是早有洞察的，因此他更强调生命的本质意义，在《非梦集·绿魇》中他说:“生命的健全与完整一，不仅表现于对人性情对事责任感上，且同时表现于体力精力饱满与兴趣活泼上。”他理解为：生命不仅仅在于情与性或者生活表层意义上单纯的娱乐，即使为生命延续下去的婚姻必须拥有的快乐形式，更要紧的社会意义是，生命必然要承担去责任，为一切依存于其间的形式及其内容负责，我们甚至可以说生命本身就是一种责任，任何过度严厉的现实都让人为责任所害，更有极少数发动战争、极少数的“为富不仁”者却根本就无从谈及责任，而他们理应对所有死与未死的生命负责的主要人物。沈从文对战争摧残人性的行为是首要批判的；但除了责任，人还必须褒有盎然的趣味，那必须在物质意义上拥有相当的体力精力，这是生命活跃于人世间的基础，任何一个健康的肌体总能使我们体味到生命的强盛和无尽趣味与情调，这样的生命健全而美丽。但是，我们和沈从文调头回来，满目凄凉的实际生活里，人都变了样，性情的乖戾与残暴，趣味的低劣，品位的低下，道德的卑鄙，连正常的人际关系也充斥着虚伪、伪善和倾轧，战争机器在人类惊惧的目光中恣狂地推进吼叫，数以千万计的生命在霎时化成了烟尘。文明，人类集中了所有优秀人物的智慧和辛苦所创造出来、保留下来的文明，被无情地嘲弄，灭绝，这同沈从文设计的生命大同世界产生了剧烈的反差，他觉察到了自己的无能为力和渺小，因而他拼力反思，寻找逻辑，因而便想到了死亡，即个体生命的终结。首先，我们来看看因飞机失事而死亡的徐志摩对他心灵的震撼，他痛楚地摸到了死亡冰冷的肌肤，从每个毛孔每个器官中检索着生命。“……人为什么死去？这突如其来的死亡，偏偏降落到他们头上，又是为什么?虽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份命运摊派到他们头上，实在太不公平!何况他们的死，虽有天灾，却更多人祸!虽然他们生前所走人生道路并不尽同，其毁其誉，各有所属，却一例守住各自的理想，多力，强健，勇猛精进，活得虎虎有生气，到头来生命竟结束到不易想象的情景中。而社会上那些阉鸡、懦夫、狡猾的狐鬼，却在白日下吃喝、听戏、开会、说谎、著书。一个个活得有滋有味！在自己近十年的都市经历史，这种人几乎遍地皆是。”这里，沈从文从死说到生，再次抨击了蝇营狗苟、无耻下流的都市人生，这里的死亡交织着冷与热、红与黑，他几乎绝望到要咬人的地步。

    再，他写到了自己，一次极为深刻的自我嘲讽和归结。

“好坏我总有一天得死去，多见几个新鲜日头，多过几个新鲜的桥，在一些危险中使尽最后一丝力气，咽下最后一口气，比较在这儿病死或者无意中为流弹打死，似乎应当有意思些。”

“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去，赌一注看看，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我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若好，一切有办法，一切今天不解决明天可望解决，那我赢了；若不好，向一个陌生地方跑去，我终于有一时节肚子如此看来，我们不可能单纯地理解为那只是沈从文对命运对命运的抗争，“好坏我总有一天得死去”，是死得其所，还是缘于一种自然的结果而有些无可奈何?我们感觉到他几乎没有尽兴，输或赢不是终极目标，那还需要什么呢?生活已经拉开了序幕，最终又在喝彩或咒骂声中谢幕，其间流徙着什么?什么人有幸捉住了一丝一缕并视为馈赠?什么人一无所获，站在空空如也的生命舞台上，呆若木鸡?又有什么人在即死与已死之间重新获得了生命而纵情歌咏?“你能不能知道阳光在地面上产生了多少生命，具有多少不同形式?你能不能知道有多少生命名字叫作‘女人’，在什么情形下就使你生命放光，情感发炎?你能不能估计有什么在阳光下生长中的生命，到某一时恰恰就在支配你，成就你?”(《水云集·水云)))

    面对如此的诘问，我们稍作思索，便会想到爱。当林林总总的人生形态皆使人迷惑时，生命跃然于人生的无限，与死亡共同构成了一种叫爱的东西?“生命具神性，生活在人间，两相对峙，纠纷随来。”(《烛虚·潜渊》)这个“纠纷”，当理解为由爱而引起的，所谓“情到深处人孤独”，那孤独到极处便拼命获取爱恋，人心怎可安宁?

    因为，爱与死为邻?

    “我要表现的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雅、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沈从文是热烈的说了，也就这么热烈地做了。当一个大大的瘪瘪的倒在人家空房下阴沟边，那我输了:”“爱”字精简成男女之爱，他又叹道:“爱这东西是永远不会找到适当解释的，这又不是说神秘，只是事实的纠纷不清。”这“红}纷不清”到底是一种甜美的、人乐意去“纠纷不清”的事情，就是人之常悄在沈从文笔下，年青男女们演绎出的爱情场面永远充满了活力，永远闪耀着人性的夺目光辉，不管是生，还是死，除了追求肉体上的行为以外，他们命里需要的永远是爱，爱以爱为前提，也必以爱为终极结果。

《龙朱》里的爱情，是这样的:“任何种族的妇人，原永远是一种胆小知分的兽类，要情人，也知道要什么样情人才合乎身份。”“要抓住自己的心，放在爱人面前，方法不是钱，不是貌，不是门阀也不是假装的一切，只有真实热情的歌。”“一个多情的鸟绝不是哑鸟。一个人在爱情上无力勇敢自白，那在一切事业上也全是无希望可言，这样人决不是好人。”“既然是好女人，你应当把喉咙唱枯，为她吐血，才是爱。”“她这时应当来思索她所钦慕的王子的歌声。她应当野心扩张，希望我凭空而下。她应当为思我而流泪，如悲悼她情人的死去。”“龙朱做了男子。龙朱是最武勇的力，最纯洁的血，最神圣的爱，全献给这梦中女子了。”能说的，就尽情说了，因为爱就尽其可能去爱，去发下山盟海誓;能唱的，就尽情唱了，就是将喉咙唱出了血，唱出枯萎的迹象来，也因为爱而忘怀地唱;能够思念的，也没日没夜地思念了，就咬了舌尖子在窗前，在寨子里，在山坡上，在溪涧畔明月下，因为思念而流泪，如悲悼那死去的多情人儿。如此情景下的爱情，完全将人醉倒。我们也常说，“心有灵犀一点通”，真挚的爱恋，无数情形下并不需要过多的表白，灵犀的闪现，就有了勇敢力量，有了美妙无穷的感觉，语言完全多余，几乎等于无用。爱情，像山泉流过树林、乱石，与众鸟的歌声一起飞翔，春天就来了，天光日朗了，人的心灵自然就轻轻地贴合在一起了。

在《神巫之爱》里，我们获得了“无言无语”的撩人魅力。那个俏丽动人的白衣少女是个天生的哑巴，先天残疾折磨着她的生命，但她并没有失去对生活的向往，对生命的热爱理解，对爱的追求。不能使用一张嘴唱出一支支歌来献给心中的男子，也不能在隔山隔水时用呼唤来搭成与情人相通的桥，但她知道自己的眼睛的作用与意义，它清凉如水，深得如珍藏着万千珍宝，游弋着万千情愫；它们饱含这令人销魂的忧郁，而这份诗一般的忧郁里流露出对爱情的渴望，它们胜过了多少动人的语言表达，直接赢取了年青神巫的心。“爱能使人暗哑，一种语言歌呼之死亡”的象征?这种爱战胜了有身体残疾带来的人的尊严和自信丧失后的自卑自残心理，战胜了由于语言的色彩和光影所带来的无数的谎言，战胜了一分孤独天地中一个弱小女子无助的寂寞，同时消解了人物之间在气质和身份上的差异，也战胜了陋习，战胜了庸俗和偏见，从而获得了幸福的爱情，她有幸了。在《贵生》里，长工贵生爱上了一个十六岁的少女金凤，那个人同名都可称为人中之凤的女子。但某一日得知金凤被迫嫁与他人，“听到这消息，贵生好象头上被一个人重重的打了一闷棍，呆了半天转不过气来。”这是现实社会和偶然变化给会生一个沉重的打击，他“想当土匪去了”，见出他内心的苦痛、愤怒和绝望，而鸭毛伯伯劝他说，那是命，并恨恨地说:“城里那些毛母鸡，谁不知道用猪肠子灌鸡血，到时假充黄花女。横到长的眼睛只见钱，竖到的长的眼睛只作伪，有什么用。”一针见血。可贵生爱得深，爱得痴，他再也没语言语言了。夜里，人们都在睡眠里团着梦时，桥头杂货铺被一把火给烧了。那，贵生是被烧死，还是逃亡了?《雨后》是一场雨后延伸的清丽爽新的爱情故事。一对年青男女在山野间获得爱的甜蜜。女子读过一些书，知道一些歌诗，懂得如何利用景致来渲染铺排情绪情节，虽然幼稚但也可爱之极。于是她对自己心仪的男子四狗既爱，却又对他不识别字、谈吐的某些粗俗放荡而感到一些轻微的惆怅和遗憾，细腻平和的心情也有了些许的微澜，“总有些不够”，但这不是最紧要的事，在纯洁的灵魂中溅起的爱的雨花，终于能在山野间绽放，四狗目不识丁也不会成为两人相爱的障碍。于是，宁静的、碧绿得流溢着无穷情趣光色的山野为两个深情的人和他们需要的情节提供了“情景合一”的条件，他们为自然之美而陶醉，为爱呢喃;四狗变成了诗人，年轻女子也不再以读书而自傲，成为一个痴情的美丽尤物，整个天地变得如此温婉，清新，惬意，亮堂，仿佛有一种比文学的抒情还要迷人的东西存在，此时，爱超越了个性差异，超越了生死功名，超越了一切世俗成见，两个年轻人以为爱而爱，因为爱而褒有了爱的崇高，因为爱而维护着人那美不可言的天性，因为爱而是一切自然，自由。

    在《媚金，豹子与那羊》中，豹子由于守约，要替心上人媚金找到一只洁白小羊羔，但因合适的羊羔一时难以找到，人便急了，倒把时间给忘记了。当他找到羊羔时，却是一只受伤但很美丽的小羊，便又找到一个老人为他治疗羊伤。而这个当着地保的老人事先已经预料到豹子和他心上人即将的凶兆时，豹子仍然不知。他那么细心地为小羊治伤，为了这只“温柔和顺新妇一样的”羊羔，他实在是太迟了，到达洞口时，天已快亮了。苦等了一夜的媚金以为这男子轻薄，食言了，便将一把刀刺进了自己胸膛。当两人相见时，媚金已剩下最后一口气了，豹子急急地解释了迟到的缘由，痴情盈怀的女子终于明白了，也相信了凤凰男子的忠心，“豹子把全是血的刀子扎进了自己的胸脯，媚金能见到就含笑死去了。”这是一个动人的故事，荡人心魄的爱情，啊，爱与死为邻?!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月下小景》中的摊佑与他的年青情人，因爱得过深而感怀爱本身的魅力，因为爱而唱这赐予彼此的歌，一个思索是新颖的，独特的，也是令人颤栗的:“爱难道是同世界离开的事吗?”两人都信守心中那份情，“没有船舶不能渡过那条河，没有爱情如何度过这一生?”是的，只有离开这个光怪陆离的尘世，方可获得爱情。年轻女子说:、“水是各处可流的，/火是各处可烧的，/月亮是各处可照的，/爱情是各处可到的。”便甘愿同年轻的摊佑“向那个只能走去不再回来的地方旅行”，于是“两人快乐的咽下了那点同命的药，微笑着睡在业已枯萎了的野花铺就的石床上，等待药力发作。”他们清楚：“孤单的死，或因为恐怖不容易去寻找他的爱人，有所伤感，同时在死皆是很平常的事情。因为“某某人永生的观念，在每一个人心中皆坚实的存在”，因此，“为了和你接近，我应当同这个世界离开！”

    爱与死为邻!

    这非常符合人类在爱情上所体现出来的本能，不是单纯的冲动：肤浅的激情；爱是一种深切的体验，一种在自由中获得的美感，心与心相携时做旖旎的感应，在对照生与死这普遍又是人人共有的归宿时，这本能就显示出了崇高的悲剧美。而一切现实条件自然无法替代他们分享爱的甘美，也不能解决他们那分因爱得来的苦恼时，他们选择了死，渴望死亡再次把爱带到他们身边，植人他们的骨髓。这种情形下的爱情，正是沈从文追求的最高的生命形式之一，死只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因为彼此倾慕而获得的灵魂对异性的自由感受时，爱才是最后的归宿。

    还有什么能比沈从文更能从灵魂深处理解、渴望并全力赞美这种生命之美呢?

    当梦与生相挽，生与死相携之时，爱与死为邻!

    《边城》里，翠翠的父亲是一个屯边军人，与老船夫的独生女因沿袭地方风俗对歌相熟后，有了“暖昧”关系，生下了后来被老船夫取名“翠翠”的可怜孤雏。“经过一番考虑后，屯戊兵见无远走勇气，自己也不便毁去作军人的名誉，就心想一同去生既无法聚首，一同去死应当无人可以阻拦……。便毅然下决心，先服了毒死去。”翠翠的母亲，一个如同男子爱惜军人荣誉一样爱惜自己的爱情的女人，在生下翠翠后，“却到溪边故意吃了很多冷水死去了”。这样的情形下，爱的力量战胜了生的危难生的诱惑生的力量，也战胜了死的恐惧，使死成为爱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使爱者的灵魂得以重生!

    爱与死为邻!

    茶峒地方上的显赫人物船总顺顺，有两个精干儿子，大儿子大老天保，次子二老傩送。兄弟俩皆很自然地爱上了乖巧的翠翠，但天保在几番努力之后，输给了二老不说，心下自知即使赢了也不一定能得到翠翠的心，在悲凉和绝望中坐了下水船到茨滩，掉到回中死了。虽然是一个意外事故，但当事人局外人也都明白个中蹊跷：那就是翠翠心上没搁置大老这个人物，大老绝望了的。对翠翠爱得之深，大老的心思大概仅他的兄弟二老傩送明白。大老这个不擅长以歌声表露自己爱情的男子在其生命的底处，一定痴痴地歌呼一个爱的名字。

    爱与死为邻!

    老船夫是一个见识过万千人事、纯朴善良、乐天知命的人，闲了常给翠翠讲述她那个可怜又可爱的母亲的故事：“因为翠翠的长成，使祖父记起了一些旧事，从掩埋在一大堆时间里的故事中，重新找回了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关于生死醒悟与体察的，人事的多折而培育出的人与人的那点包容，还是有关爱与恨的某种诠释？对于命运，祖父似乎只能归结为天意。天命既然不可违抗，也挣扎不得，人的生老病死和恩怨得失，似乎也只能认了。但他“心中却不能完全同意这种不幸的安排”，他骨子里并不认为人生将会在无意有意中如何，也不大乐意认那个命。他是过来人，虽不至于全然达到了“世事业已看惯，此心到处悠然”的境界，但他比较宽怀地对待年轻人的爱情，为小孙女的长大、幸福和归属而快活地操劳，爱得顽皮、自然、厚道，但对于“摊派到本身的一份”，他觉得“说来实在太不公平”。“祖父看看那情景，明白翠翠的心事了，便把眼睛向远处望去，在云雾里望见了十三年前翠翠的母亲……他同时想起可怜母亲过去的事情，心中有了一点隐痛，却勉强笑着。”生活的重压，情感的负累，一切人事摊在老年人心灵中的分子，都让他在隐隐约约的预感中勉强地微笑着面对新的来临，悄然于自我的寂寞中活下去。说来道去，翠翠父母的爱情悲剧既有人性本身的美在作为缺陷时所具有的杀伤力和我们老生常谈的所谓社会原因(其中包含淳朴的民风习俗所掩盖下的制度和歧视等)，爱情也就难以被考虑进去。老人常凭借经验和感觉在人事变动中思索，确信了，也明白了个中蹊跷，他虽然无法找到造成这个悲剧的直接凶手，沈从文也没有兴趣在那个动人的故事中安排一个某些人极有兴致的凶手;从沈从文的个性来看，他不会如此安排。老祖父在百般思索后，仍然将其归于命，谁也无法更改:“谁也无罪过、只应由天负责。”如果情形果真如此，那个老人真该是得“道”之人了，但他是知人间烟火的，看人事悲欢过来的，他依然觉得一切还是不公平，没有公平，就难以获得其他。于是，翠翠父母的死亡悲剧在他心灵上的沉重打击，延续到了对翠翠这个幼弱的女子命运的极度担忧和对整个人事在过往中永不停止的焦虑，它们冲破了他表面上的达观、轻松和自然，使他精神再也承受不住什么，在碎然间离开了人世。这样，父母的悲剧，那个不被自己喜欢的人掉入水中淹毙，仁慈的祖父又仓促地离去，自己心上那个用歌声把她的梦、希望和整个生命都浮载起来的二老下滩后也没有回来，她在重新修好的白塔下面痴痴地等待：“这个人永远不会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我们还需要寻找更多的原因么？啊，爱与死为邻!

    沈从文笔下的爱情是如此的单纯、清雅、柔妙，如澄澈之水，让多少被“现代文明”的物欲熏得俗不可耐的人也要为其着迷。人与人之间，原本就是情与爱的相互携联啊。他写道：“人既然在一块长大，懂了事，互相中意，非变成一个不行，做父亲的似乎也没有取缔自由。”

    这人性之美，我们怎能说得尽呢?

“美固无所不在，凡属造形，如用泛神情感去接近，即无不可以见出其精巧处和完整处。生命之最大意义，能用于对自然或人工完美而倾心，人之所同。惟宗教与金钱，或归纳，或消灭，因此令多数人生活下来都庸俗呆笨，了无趣味。某种人情感或被世务所阉割，淡漠如一僵尸，或欲扮道学，弃绅士，作君子，深深恐惧被任何一种美所袭击，支撑不住，必致误事。又或受佛教‘不净观’影响，默念《诃欲经》本意，以爱与欲不可分，惶恐逃避，惟恐不及。象这些人，对于‘美’，对于一切美物，美行，美观念，无不漠然视之，竟若毫无反应。”(《烛虚·潜渊》)

    “我并不厌世。人生实在是一本大书，内容复杂，分量沉重，值得翻到个人所能翻看到的最后一页，而且必须慢慢地翻。我只是翻得太快，看了些不许看的事迹。我得稍稍休息，缓一口气！我过于爱有生的一切。爱与死为邻。我因此常常想到死。在有生中我发现了‘美’，那本身形与线即代表一种最高的德性，使人乐于受它的统治，受它的处置……这种美或由上帝造物之手所生……流星闪电刹那即逝，即从此显示出一种美丽的圣境，人亦相同。一微笑，一皱眉，无不同样可以显示出那圣境。

    “‘如中毒，如爱电，当之者比黯哑萎悴，动弹不得，失其所信所守。’美之所以为美，恰恰如此。”(《烛虚》)

沈从文美学意义的生命永远被美所烛照，征服世间一切物质与行为，包括道德和文学。死亡本身是一种极为简单的行为，它使生命神智清明，道德纯正，灵魂亮煌，即使一个普通的微笑，也可以传达出一个意义，一个快乐，一个圣境，将人之性能提升到抽象上的唯美，进而成为艺术。在幻想者的头脑里，爱情已经脱离其具体形象和形式，比壮美和手工精巧都还要有“皈于自然”的虔诚和疯狂；当一切必然以死亡来解决的时候，生命似乎获得了机会，爱便成立，美也成立，大凡止静者的并不一定会成为大止大静者，幻想在现实的基础上“流动不居”，可以是音乐，也可以是生命“在抽象形式中流动”，便能重现一切。

一个美的歌者，信仰生命的寂寞者，他说：“爱与死为邻!”

    “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觉，却绝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从文自传·女难》)

    艺术家的爱是永生的，艺术家的情感会在一个只有上帝才可知晓的时辰“自焚”，从而将爱寄给爱者之灵魂。

    因为，爱与死为邻！

    再来看看沈从文用死亡对过去和现在的勾画，看看这个主张表现情感“应当极力避去文字表面的热情”的作家，是如何在止静的叙述中写出他所关怀的人之死亡即那凄美的艺术效果的。这同样是一件有趣却并不让人轻松的事情。

    大概古今中外的作家诗家都没有也不可能回避“死亡”这个命题，也无法回避，甚至不愿意回避。这个命题太冷，它令人想起蛇、痈疽、月光下墓地的凄凉、一截比历史还要具有坚硬的钙的骨、荒无人迹和鸟语兽啸的旷野、一块灰黑的贞节牌坊、一口棺材和回荡在忆念深处的挽歌……

但在对待“死亡”这个问题上，沈从文显示出了中国作家中少有的冷静、克制、聪明，他不主张大场面大吼大叫，大血大泪。这不能理解为他是个冷酷和怪癖之物，对“死亡”太过专一，也太过热情，似乎对人生“热闹”又太过漠然和无动于衷。他不无谓地论说死亡，也不无谓地轻视生命。所谓“轻生”者，我们不能单纯地理解为对“生命”的轻慢无礼和肤浅的认识，对“生活”的彻底绝望;无动于衷的态度不一定就是勇敢者行为，也不一定是大智若愚或怯懦者行为，漠然面对“死亡”也可以作如此理解。冷静，就是必须且能必然地将生活、生命和它们终结时的形式与内涵弄个明白，看个清楚，解开个中疙瘩，领会其间意义;不仅仅在掌控共性的生死时要如此，而且在面对个体的寂灭时也要如此，就像“死亡”来临时，人在咽下最后一口在人世让人受或者被迫受的气一样，安谧地让自己从人生的过往中结束。这样对情感的冷静处理，才能更准确更明白地传达出作家的创作本意，将爱憎“说明”得更充要一些。但这并不意味着沈从文就缺乏抒情的更高手段和境界，恰恰相反，，文字表面的热情”被去掉，但隐匿在文字语言深层的意蕴和风格将更具有抒情性。冷静是一种智慧，也是另一类型的抒情，沈从文深知这个意义。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当他，以及我们真正地面对死亡，就像人们面前堆满了黄金珠玉，即使如何标榜自己如何视金钱如粪土的人，没有谁会做到无动于衷的，那是死亡，不是轻描淡失一件东西，那是黄金宝贝，可不是一堆脏物，一片破棉絮……

作为一个有良知和责任感的作家，沈从文无法回避自然死亡之外的人为死亡，后者作为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社会存在现象，他自有其写下去的目的，他要着力勾画他所认知的历史和时下的社会人生中生命的消失。由战争、贫富悬殊、分赃不均、草莽英雄之殴斗等因素造成的死亡，成为他必然且必须注意的问题，他理所当然地仍然从生命的角度去思考探索它们，倾注了他关注现实悲悯人间疾苦的精神和心血。但他并不以“以死亡论道德”为然，“道德既随人随事而有变化，它即或与罪恶是两个名词，事实上就无时不可以对调或混淆。”(《怯步集.沉默》)。一方面，他以为死亡是一种美，是爱和生命的延续，另一方面，他又无时不无刻地感到现实与他主张的“美”的矛盾关系，他常常在公众所倡导的道德这个概念上和罪恶所标识的道德着概念上进行分析，继而困惑，因此在事实问题上往往被人有意或无意地混为一谈了。所以，当死亡成为现实，成为事实，论说道德就似乎是一件可鄙可薄的人做的事情。沈从文在《论读经》中说:“积极提倡道德的有两种人:一为政体统治者的国王，一为思想统治者的宗教家。对道德取抗议态度的有三种人:一为有见识的思想家，二为诗人，三为革命者。”这就看出沈从文的价值取向。同时，沈从文也不主张以政治热情和教育功能去评说死亡。政治上的谈论死亡，在沈从文看来是怀有太多的机心，于个体死亡本身的悲乐相去甚远;而教育功能上的论说，就像在做一见测量工作和自以为是的教化事业，“尤其是有关性的道德。事实上这方面的事情，正复难言。有些人我们应当嘲笑的，社会却常常给以尊敬，如阉寺。有些人我们应当赞美的，社会却认为罪恶，如诚实。多数人所表现的观念，照例是与真理相反的。多数人都乐于在一种虚伪中保持安全或自足心境。”(《烛虚·生命》）这一席话非常精确地切中了他当时社会中人的要害。

    谈到死亡，我甚至在想:沈从文的信仰，除了生命，是不是应该还有死亡？

沈从文式的苦痛，沈从文式的平静的发泄，在我们努力从中理解他关于死亡对于人生的现实意义时，同样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他说：“战胜命运只有死亡，克服一切惟死亡可以办到。最公平的世界不在到面，却在空中与地底。”（《月下小景》）

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是难以找到公平和公正的，在他的人生观念里，只有“死亡”一词，它几乎是除了时间之外医治人类苦难创伤的良药。我们不能责怪一个作家一定要懂得使用“革命”的“暴力”去抗击旧的制度，也不能要求另一个作家也必须这样做。正因为作为作家拥有的特殊气质和特殊主张指导他们的思想和创作方式，以及精神境界，他所“发现”的是所有人殊途同归的结局：死亡！并在深深的刺激和感念中将它当着创作和思考的一把钥匙，来打开生命之门，并以此来战胜在灵肉双方面都在遭受的劫难和不公。

    在《生》中，那个玩木偶傀儡戏的老人，通过日复一日地、一次又一次地表演着王九打倒赵四的搏斗场面，演示着儿子王九的死所带给他的无尽的悲伤和自己大半生的辛酸与不平。环境是都市乌烟瘴气的环境，毒日头还是一如既往的张狂，人呢，还是那些麻木冷漠的人，节目仍然是王九打倒赵四，结果永远是王九是胜利者。原来他儿子王九是死于与赵死的火拼。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也许可以击毁一个人，但也燃起了这个老人复仇的火焰，那向谁复仇呢?老人内敛于心的复仇情绪只能通过木偶中的王九来打倒另一个木偶中的赵四了，而且永远打倒!这种情绪原本是极其强烈的，但任凭了作家的冷处理，有节制的宣泄，便很准确地点染出了老人所处环境的冷酷与凶险，而老人如此执着、倔强、痴傻地“表演”着这几乎不可变更的“打斗”，使人物命运得到了充分的暴使凄凉的氛围更加强烈，老人也好就成了凄凉本身。沈从文通“王九死了十年，老头子在北京城圈子里外表演王九打倒赵四也把下层人民痛苦无助的生命和渴望对生的权利恰当地揭示了出来。老人是通过儿子的死来勾勒他的人生线条，渲染他的生活气氛，而今作家是以老人十年的执意来勾画下层人在精神上所遭受的折磨以及人的生命的艰辛，甚至尊严的失落。老人的复仇情绪，也就是作家的复仇烈火。但我们还是在问，他们是在向谁复仇呢?是那个该死的赵四，还是泛指那个险恶阴暗的社会?作家并不明确指出，似乎不存在必要。但有了复仇的动机，这里的“死亡”就是不死，精神和勇力的不死!我们从中也就看到了下层人那种决不妥协的可贵的反抗精神。

    在《泥涂》中，妇人怀中幼儿的死和张师爷的猝死，是一幕让人悲号不已的人间悲剧，它几乎让人连天堂地狱都来不及想到，或者根本无从去想，似乎一切真的是死了，完全灭亡了。也许沈从文在这篇小说里侧重于发掘人性在巨大压力下的羸弱，因而在一如既往的“平淡冲和”中拽出了死亡的绝大部分阴影时，不自觉地或在有意识之中写出了二三十年代城市中平民阶级的生存景状和对求得合理生存权利的呼声，让人们更深切真实地关注在泥涂下挣扎的卑屈灵魂。我们还是能够在隐隐约约中看到人们抗争的不屈不挠，在灵肉的决裂冲突中流血死亡，而死亡在足以战胜一切的同时，也警示着活着的人们：死亡的价值不存在于死亡本身，在于活着的时候对生活的斗争，对死亡所带给死亡应有的庄严和清醒。幼婴的死，只能唤起人们的同情和伤感—这个还未看够人间风景、甚至连睁开眼睛看一眼都还来不及、对人事还不曾知晓的孩子，他怎么就这么轻轻死了呢?不过，同情有时并不亚于我们对一个悲惨死去的成人的悲伤和怜悯，孩子，自有其纯真和可爱处，牵动着人类的心肠和良心（孩子本身就是诗人和哲学家），是成人的镜子，成人的“父母”，失去了孩子，世界无异就没了鲜花、友谊、快乐、幸福、真诚和美。为了孩子，只因为必须救救孩子。张师爷呢?他的死，我们自然不可能只寄予同情，我们不得不从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气质个性上去分析、思考和归纳。他性格复杂，总如一个谜，一个深不可企及的迷宫，却于被当地人所敬仰，倾慕，这说明他的人品人格还是经得起后人推敲的。他有进步的思想，思考问题自然就与常人不一样，言行似乎总是在人们预料之外，走在他们前头，但他又不能参与革命，不是真正的“革命党”一类的人物，这使他的精神和思想都还不具备革命性。他的善良和仗义，体现出下层人民美好心灵的一面，但在他所谓的进步思想的底下，却深埋着“保守”、愚昧、迂腐、无情和呆板，几乎可以被定格为“多余人”或者体面而不失庸俗的“闲客”。这无疑又是下层人群中知识分子形象的一面写真。这样一个在地方上有着名气的人，理应是该活得滋润的，活得很面子的，但不幸的是他猝然地死去，被像动物一样装在一只木头匣子里，“所谓棺木，就是四块毛板拼了两头的一个长匣子，因为这匣子短了一点，只好把这英雄的腿膝略略屈着……‘来，我们这个“斯文子曰”完事了，大家和他打一个招呼。我的师爷，我的老总，好好的躺下去，不要嫌委屈了你两只腿，让肥蛆收拾你……’……慢慢的，就都散去了，各人按各人生活去了。”到了晚上，景状是如何地让人悲凉，想哭出来了，人在极端的寂寞凄惶中仿佛看见人死后的恐惧相片，“水荡边的白木匣子，在黑暗里还剩下一轮廓，水面微微的放着光，那边一个人也没有。”环境，就是死亡本身了，也同死亡本身一样具有了意义，在深层的象征中透射出来，“那永不屈服妥协的双腿和那边一个人也没有”深刻地揭示出：心灵与现实的剧烈冲撞，道德与人性的二律背反，进步与愚昧的严重对峙，黑压压的寂寞与喊嚓嚓的麻木之间的相互映照，以及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萌芽与下层人民之间的不可调和，还有我们一直在说的“生与死的必然的接吻”……都通过张师爷的死亡被深刻地揭露了出来。

    《菜园》是沈从文短篇小说中较为特别的一篇，有人将它说成是与现实与革命有相当结合的一个短篇，自然不无理由。王家菜园经营的白菜在地方上是久负盛名的，盛名下的营生自然就使王家家道殷实。守寡的王太太五十来岁，膝下有一个白脸长身的儿子，是个读书人，“认字识别礼，还有点世家风范”，“虽在当地得不到人亲近，却依然受人相当尊敬。”故事的发生时日是在辛亥革命以后，风起云涌的“革命”波及了全国，自然对王家，尤其是王家儿子又着非同一般的影响，沈从文在文字上没作说明，暗里却道出了这年青人当然而然地接受了进步思想，因而便到了北京。时代在急剧变化，北京也成了北平，大大小小的事变从儿子寄回来的报刊上让王太太也明白了个一二。几年后，年轻人带了一个让王太太幸福的兴奋得说不出话的、几乎一下就被她认定为儿媳妇的美丽女子回家，但在忽然间县上也来了人，说有事需要谈谈，将一对年轻人“请”去了，也就是逮捕了，第二天就被杀害了。几年后，王太太也自缢而亡。也许，我们按照传统意义上的，也就是按照教科书上所传授的经验和要义，我们对这个短篇所要注意的“要害”就是年轻人参与革命而被杀害这变故上，以此来论述它的思想意义和现实主义精神。这并不是没有道理，取与选的角度自有其合理性，同时，对沈从文关于这类题材并不多见的作品，我们自然会将侧重点放在“革命”这层意义上。但细细读来，我们最可关注的却是王太太的寂寞和死亡，我想沈从文创作《菜园》的主旨应该在这一层面上。一是王太太是个有教养又能自食其力、富于林下风度的中年女人，非一般乡间女人，懂得古人诗歌，也懂得居家环境的雅致。再是她培养了儿子的人生美德，说明她有着极好的品行和人生情趣，三是她毕竟是人生丰富的经历者，知晓人情世故与社会变迁给人带来的各类不幸，当她得知儿子要去北京时，吃惊之余也不阻拦，却说:“做人不一定要多少书本知识，象我们这种人，知识多，也是灾难。”四是她虽然不明白儿子的初衷，却也能从爱儿子的强烈情感中无意间也去关注巨大的社会变动。她精明强干，善良风雅，却又圆滑世故，她能体恤为她种采的工人，却并不能从中看出一种差别来；她也精于观察人生，却又似乎不能全燃溶人生活，尤其是变故中的社会生活，她如一个渐渐枯萎的植物，除了爱，似乎已对社会无多大用处。如此一个悲剧性人物，作家是通过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来加以描绘的，这个形象的深刻性在于小农阶级对革命认识的不足，或者是在农耕经济中自足于狭小的空间，以及他们的精神、道德与现实生活的严重脱离，对反动阶级的残忍和反动缺乏本质的认识，更逞论以革命的方式进行彻底的反抗了。由于对革命、共产党这类新生事物缺乏认知，她在儿子死后，这个积善一生的女人“不幸屡屡晕去数次”，但没有立即死去。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却从此在老年孤独寂寞凄凉无望的光景中握着，“主人对花无语，无可记述。”她也只能“回想一些无用处的旧事。”此后王家菜园就成了玉家菜园。这里，我们不得不惊讶切叹服沈从文处理诸如此类悲凉凄苦人事的功力，他几乎让含蓄和冷静达到了残酷的地步，说句冒昧的话，我们如同在面对一句活动着的尸体和散发着芬芳和充沛人的气息的坟场。沈从文的这种不动声色的技巧，堪称现代作家中的至高。“这妇人沉默寂寞的活了三年。到儿子生日那一天，天落大雪，想这样活下去日子已经够了，春天同秋天不用再来了，把一点家产全分派给几个工人，忽然用一根丝条套在颈子上，便溢死了。”这死，从容极了，沉寂，自然，平和，坦白，大方……似乎一切人事不曾干扰过打击过她什么，似乎死只不过是一桩太过容易的事，一根绳一段丝，就完了。但那又是死的绝灭，死的绝对恨和怨，失去了儿子，就失去了她生命中全部的快乐、指望、责任和幸福，也就失去了她全部的世界！我更愿意在这个主题上捧着爱为她恸哭，为一份老年凄凉荒芜的光景而磋呀。

    有时候，我们会不停地问：在一系列冲突之中，沈从文获得了什么？他究竟要告诉世人一些什么？他在生命世界的另一隅，冷峻凝重地仰望着太空，又看到了彻悟性了什么？当他在我们的询问中微笑着调转头来时，一切全在静止中呈现。死亡本身就是答案，一个意蕴深长的抽象，一个具有宗教意义的再生，一个通过死亡站立起来的美，一个与各类生命形态相溶的放大了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