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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一七年六月在致马克斯·勃罗德的一封信中，卡夫卡谈到他的肺结核：

“当然，这里还存在着创伤，其象征仅仅是肺部创伤。马克斯……不幸，不幸，这不幸同时只不过是自己的本质，一旦这不幸的结被解开（这事情也许只有女人有耐心做），你我都将崩溃。”

由于咯血而被查出患上了肺结核病，对神经过敏和体质本来就孱弱的卡夫卡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他比任何亲人和朋友或许都更明白自己的身体状况，即使他不拿父亲的魁梧和结实来比照自己。从咯血次数的增加和越来越严重，他渐渐意识到这个病将会给他带来诸多的麻烦，甚至是致命的。身体状况的差强人意虽然在年轻时也影响着他，但并没有引起他足够的重视，这和几乎所有的年轻人对待自己的身体没什么两样，现在却不同了，咯出的鲜血越来越多，咳嗽加剧，肺结核找上门来了，他呼吸的大本营将面临着巨大的考验，于是，他不得不慎重对待这件事。

“我现在对结核的态度，就像一个孩子对母亲的裙边的态度，即抓着不放。如果这种疾病来自母亲那儿，事态将更明确，那么母亲将以她无穷的细腻来进行这种服务，不管是否理解这件事情。”

在对待肺结核的态度上，卡夫卡想到世上关于亲情中最伟大的女人情愫——母亲和母爱。尽管在《致父亲》中，关于母亲的话题不多，对母爱的赞颂和思考也不多，但卡夫卡作为聪明的作家和儿子，并没有因为笔墨的太少而让人忽略他对母亲这个女人的描画或剖析。他懂得女人，于是懂得母亲的感情和生存方式，也就不足为怪了。在肺结核这样足以致命的疾病让他无法招架的时候，他的自然反应，就是母亲，也许也只能是母亲，尽管他强调的仅仅的是对待肺结核的态度，但这使他将心态在有意或无意中调整到了童年时代，几乎每一个孩子在遭受疾病、危险、饥饿和疑问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向他的母亲寻求帮助。这使我们不得不相信，卡夫卡内心世界里丰富的女人元素，尤其是在疾病袭来的时候，他需要女人的爱，他选择的第一个能使他获得心灵和精神力量的就是母亲的爱，这似乎是一剂比任何药物都要有效果的良药。

在现实世界里，尤其是家庭生活中，无论家庭中作为中流砥柱的男人如何如何的强大，比如强大到做了国王，成了亿万富翁，成了一个时代的标志，都无法取代女人在家庭成员，尤其是后代心目中的作用和地位。父爱当然不可缺少（否则就会成为第二个卡夫卡），而且在相当的程度上，它维系了一个家族的强盛，父亲也可以说是家族中所有成员的楷模，定海神针，关键时候能拿得出主意，并临危不惧，带领全家人度过危险。这样的人，这样的形象，在现实生活中，在文学艺术作品中都能找到，但真正具有永久震慑力，或者真正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或真正起到教育意义，或真正能让后代成为身心健康或具有审美风范的有用之人的那个人，还是他们的母亲。一群儿女可以在父亲老掉的部分面前无动于衷，或者在没有父亲的时候自己给自己勇气，但只有母亲，她的一根刚刚发白的头发，足以让子女唏嘘和伤感；她的一句话，可以成为暖流，为子女融化心灵的坚冰；她的一个眼神，可以让即将犯罪的子女重新回到良知和爱的世界里；她的两行热泪，可以让多年积怨的大堤顷刻间崩溃；她的毫无怨言的爱，成为子女一生的精神源泉和爱的营养；同时，当上面现象的反面出现在母亲的语言、行为、思想和意识中的时候，对她的子女们来说，依然是致命的。因为母亲，她的血脉和筋骨都跟子女永恒地连在一起，幸福与烦恼、爱与恨、生与死，都有强烈的感应。

卡夫卡也不例外，他深深地爱着他的母亲。这爱除了来自于天性外，恐怕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的父亲。既然父亲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一座不可分辩的法庭，一个专制跋扈的暴君，一个过于自以为是的男人，一个尖酸刻薄的长辈，一个一辈子在商业利润中滚打摸爬的资本家……那卡夫卡必然会从他那儿失去很多父爱，那这些失去的爱，必然会使作为儿子的卡夫卡有意无意地要从另一个至亲——母亲——那里获去索取补偿。这是人之常情，但对于卡夫卡来说，似乎更具有意义，因为是补偿，他似乎更加有理由从一个儿子、一个正常的人的角度，名正而言顺地获取这个爱。有无可奈何，也有肆意的索取，最终他在生命的进程中发现，事情并不完全如他主观意愿那样，让他彻底完整地获得母亲的爱，甚至觉得母亲的爱异于常情，总不到位。

那母亲对待卡夫卡又是怎么样的呢？

“确实，母亲对我好得无以复加……”

卡夫卡如此对母亲赋予自己的感情下了这个结论，是真诚的，情况也是真实的。但他针对的不完全是母亲对他的态度，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他的父亲一直在他面前喋喋不休地唠叨早年他是如何如何的贫苦，如何如何的过得艰辛，如何如何在很小的时候就闯荡江湖，其意明显是在指责儿子的不作为和纯享受心理：

“你经常指出，我的日子是怎么好得太过分，我受到的待遇是怎么怎么好。这是对的，但我不相信这一点在我过去的处境中给过我什么真正的帮助。”

卡夫卡就是针对父亲的这种责备，迅速将矛盾转向了自己和母亲的关系，巧妙地提出，母亲太过于爱儿子，对自己好得无以复加。这句话其实也带着卡夫卡式的自责，自责中也满含着对父亲的反感和怒怨，因为：

“（确实，母亲对我好得无以复加），可是这一切对我来说是同跟你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种不好的关系。”（以上引用见《卡夫卡集》《致父亲》上海远东出版社）

这种不好的关系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在父亲——我——母亲，或者父亲——母亲——我三者之间究竟有着什么不合拍的地方？

卡夫卡的母亲说到底，也是一个没有幸福童年的女人。这种不幸自然使她幼小的心灵遭受过沉重的打击，那些创伤即使到了成人时期也无法愈合。但事情总是有它的两面性或多面性，这种人生的大不幸，却在另外一个方面锻炼了这个女人，使她在明白了生活艰辛的同时，在现实残酷的实际情形下变得越来越坚韧、能干。在她娘家的日子里，她忍受着作为女人的诸多辛酸和痛苦，全心操持着那个家，尤其是为了她的五个兄弟，她几乎到了殚精竭虑的地步。总的说来，她的辛苦和付出是有结果的，至少那个家不至于全然破裂，虽然洛维家族的神经质和善感特征，一直没有让她摆脱生存的艰辛和对环境的严重焦虑，虽然到了成年也是如此，但作为洛维家族的一个“管家婆”，她是优异的，以至于她的这种心态、精神和爱，直到嫁到卡夫卡家族里来，都得到了发扬和光大。

这首先得看赫尔曼·卡夫卡的性情和个人需要与她是否合拍，事实上，他们之间是和谐的，卡夫卡家的男人和洛维家的女人因为彼此的需要而结合，一生走到了一起，不得不说是一种巧合，一种幸运，但又是命运的安排中的一个必然环节。他们都没有幸福的童年生活，都被残酷的现实人生击打过，都对存在的环境感到困惑和不安，都有着对物质世界深刻的认识，尤其是对钱财的某种意会，并且都把家庭这个狭窄又复杂的世界当成了毕生的财富和生活与精神的中心，都能吃苦耐劳，懂得付出，懂得生存法则，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懂得对方的品位、心思和梦，而且彼此欣赏，彼此依靠，从大量的生活材料以及某次女人生病，男人紧张得无以自制，抓住橱边的手都在颤抖一事，就能看出，他们是因为某种物质上的彼此需求，然后才是爱情而走到一起的。他们共同把握着卡夫卡家族的命脉，通力合作。可以说，赫尔曼能成为一个殷实的中产阶级的资本家，他的女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甚至是牺牲。不管卡夫卡本人如何看待父母的婚姻关系，也不管世人如何看待他们的结合，但他们确实是一开始就显示出了比其他家庭婚姻更牢固的关系，即使到了儿子魂归西天的时候，他们的关系依旧保持那么理智、稳妥、无懈可击，即使我们可以说他们冷漠、刻板、顽固、势利，但我们却无法使用虚情假意，假模假式，忘恩负义和没有原则的利用的言辞去概括他们……

在《致菲莉斯·鲍威尔》中，卡夫卡写道：

“我们家不是这样的，我的母亲是父亲所爱的奴隶，我的父亲是母亲所爱的暴君，所以从根本上而言，家庭之和睦从来都是无懈可击的。……但由于和睦的存在，这种痛苦亦无法钻入家庭的核心。……家庭的和睦实际上只受到我的干扰，而且随着一年年的流逝越演越烈，我经常感到不知怎么办才好，感到自己对父母和所有的人都犯有罪过。”（见《卡夫卡集》《致菲莉斯·鲍威尔》上海远东出版社）

在卡夫卡眼里，父母关系是良好的，他们组织的这个家庭，关系是和睦的。确实是这样。在卡夫卡家庭的商业活动里，尤莉，即卡夫卡的母亲充当的都是一个全勤式的“员工”，几乎大部分工作她都乐意参与，而且极为能干，而且也能分担男人的很大部分工作。她无疑成了家里和商场上的卡夫卡家族的管家。同时，一旦丈夫心情不好，她得适时地进行安慰；如果丈夫对外骂骂咧咧，作为妻子的她，仅仅是在一边忙着，只要丈夫不做出出格的事，就平安无事；更重要的是，当父子俩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的时候，她总是充当和事老的角色，左右逢源，做和稀泥的泥水匠，因为她懂得丈夫的性情，也知道儿子的心思，她爱丈夫，也爱儿子，这样一来，她总是维护着丈夫，劝导着儿子，看起来非常公正，也维护了家中暴君的地位和面子，自然和让家庭正常运转，显得非常和睦。只是这种好心行为，最终总是让儿子感到很别扭，同时觉得自己失败了，父亲胜利了，母亲的行为仅仅是企图掩盖这些事实，久而久之，就在儿子心中留下了阴影。在闲暇时节的娱乐中，女人也总是满足丈夫的要求，陪丈夫闲聊，或玩纸牌，或在晚饭后陪丈夫散步，有些时候，卡夫卡也同他们在一起，在街上闲逛，转悠，聊天，争辩：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同你和母亲散步，走在今天的州银行附近的约瑟夫广场上时，我开始愚蠢地、大言不惭地、自视高明地、骄傲地、冷静地（这是不真实的）、冷漠地（这是真实的）、结结巴巴地——我同你说话时多半是这样的——谈起有趣的事来，责备你不让我知道……最后我却暗示说，所幸我现在已知道了一切，不再需要别人为我献策了，一切都很好了。重要的是，不管怎么说我至少是开始谈论这件事了，因为我认为至少谈谈此事很有意思，再就是出于好奇心，最后还有个因素，即想以某种方式为某件事向你报复……可是这个答复却仍然严重地损伤了我外表的羞耻心，或者我认为我的羞耻心一定是遭到了伤害，以致我（尽管这是违背我意愿的）再也无法同你谈这个问题了，以致我高傲而放肆地中断了这次谈话。”（见《卡夫卡集》《致父亲》 第493页 上海远东出版社）

即使在卡夫卡降临人世之后，在家庭经济出现大好形势的情况下，他父亲和母亲也几乎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商业运作之中，无暇顾及还在襁褓中的幼儿。这样的情形说起来是有道理的，因为为了生意，为了赚钱，养家糊口，忙啊！但不管怎么说，这种只顾及买卖而忽视儿子的做法，都是不妥当的，任何一个人都知道父母对于孩子的重要性。可问题就出在这里，嗷嗷待哺的儿子需要的正是母亲全部的呵护，关爱，陪伴，母亲的音容笑貌，都将对一个幼儿的成长起到最为关键的作用，甚至连母亲的气味，母亲的影子，都是婴儿的记忆中最完整的元素。可惜，卡夫卡的母亲没有做到，甚至根本就没意识到，她的身心都被丈夫和他们共同的商业运营给占据了。这让成年后的卡夫卡倍感伤心和失望。在我们看来，是母亲的失职和某种程度上的母爱的缺失深深地刺激着他。如果说父亲的过于强大和专制几乎毁了卡夫卡一生，那母爱的严重缺失，从另一个角度伤害了年幼的卡夫卡，即使长大成人，这种伤害都还在继续，甚至在加深。以致他后来经常对人提起早年的这些事情，尤其是在给情人的信中提到，如《致菲莉斯·鲍威尔》中，他写道：

“我是六个子女中最年长的孩子。……于是我成了家中唯一的孩子，直到四、五年后，三个妹妹才陆续来到人间……这就意味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只能独自面对形形色色的保姆、年老的奶奶、恶言恶语的厨子、面色阴沉的家庭教师，因为，父母总是呆在商店里。关于这事，有很多话要说。”

这段看似是平静的描述，其实是一段辛酸的童年写照，当他将这些情景写给情人的时候，他也许在更进一步渴望获得母爱，也就是说，他企图从另外一个女人的怀抱里，获得母性的呵护，作为童年所失之爱的补偿。

这或许并不是尤莉的故意伎俩，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个操劳的女人不爱自己的儿子，哪怕她忙得只恨分身无术，我们也很难获得直接的证据证明她对自己的亲生儿子薄情。而她也确确实实能找到太多的客观原因，来充作儿子童年生活孤独和缺失母爱的理由，而且非常充分，几乎不容人质疑。这可能就是悲剧的潜在因素。

如果问题仅仅是在童年时期存在，而在卡夫卡长大成人后有所改观，卡夫卡还不至于成为一个永远追寻着母爱的可怜虫，至少会对他的身心有一个良好的慰藉，但情况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改变，当成人的卡夫卡与异常强大的父亲做反抗斗争的时候，并希望母亲以女人的方式或母亲的方式来帮助自己的时候，他失望了。母亲与父亲的关系前面我已经提到，而恰恰是这种关系，将本来就缺乏懦弱和善感的卡夫卡感到失落。

让我们再来看看卡夫卡在《致父亲》中的一大段陈述吧：

“母亲无意中扮演了狩猎中哄赶者的角色。一旦你的教育在某种未必真实的情况下使我产生了抗拒心理、反感甚至仇恨（这些因素本身可迫使我自立的），母亲便以温柔体贴、谆谆劝诫（在童年的思想杂乱中她是理智的象征）、说情，把那些因素小弭于无形之中，于是我被赶回了你的圈子，而本来我也许可能会突破这个圈子的，这无论于你于我都有好处。……”

在母亲的经验世界和人生观里，丈夫永远是生活和家庭的中心，面对父子冲突，她只有或者是有意将丈夫放在首位，用劝解和体贴的方式“牺牲”儿子，以求的父子的和解和家庭的和睦，她自己也以为自己作为妻子和母亲，顺理成章地，而且是极为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她对丈夫的爱和对儿子的爱都得到了极大限度的表现，她不可能产生类似于卡夫卡那样的想法，因为她是理智的，是家庭的润滑剂。但这一次又一次地伤害了卡夫卡，两个缺失了童年快乐和幸福的人，却在有意和无意中不仅让儿子失去了童年本应有的幸福，而且还在成年的家庭内乱中结成强大的联盟，还有比这更伤害儿子的行为么？尽管这种伤害还是以“爱”的名义形成的。

“或者是这样：谅解无法达成，而母亲只是在你面前悄悄地保护着我，私下给我些东西，允许我做什么事，于是我在你面前又变成了怕见天天日的东西，成了骗子、知罪者，由于自身的毫无价值，这个人连到他认为是他的权利的地方去，也要偷偷摸摸。……”

看来情形是相当严重的。勉力支持父亲的母亲，在将儿子放在家庭的次要地位之后，儿子就无限地自卑起来，以为自己是毫无价值的东西了，甚至是骗子，明知自己无罪，却要莫名其妙地向父亲承认自己有罪，而且知罪了。其实，一个家庭出现这种问题，也不是严重到了无法拯救的地步，只要三方静下心来，抽个时间好好谈谈，至少在形式上可以得到缓解，做儿子的在成人后能充分理解自己的父亲母亲的不容易，也就是能站在父母的角度看问题，而做父母的也能站在儿子的角度考虑问题，说不定会将矛盾化解。但现在我们的主人公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做儿子的男人，他是一个作家，一个多愁善感，脆弱，敏感，怯懦，多虑，自我调节意识薄弱的，且有没有得到过童年幸福的、却又恋家、即使在成人后还经常到父母家吃饭的、似乎永远长不大的男孩子，他不可能轻易原谅父母，即使有和解的可能，他也要发泄他的不满和愤怒，甚至会产生更多的想法。他继续说道：

“当然我渐渐喜欢于在这些偷偷摸摸行进的途中，也顺便寻找些即使在我看来也是我无权得到的东西。而这么做又扩大了我的负罪意识。……那么他将一辈子摆脱不了这个阴影。而且，那么多次我听到明明白白地表明我应该挨打，但总是在最后关头由于你的仁慈而逃脱了这种命运，一种强烈的负罪意识自然越积越深。无论我从哪个方向走来，都进入欠你的罪疚之中。”

这种负罪意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卡夫卡急于逃离那个并不能给他带来幸福和快乐的家庭，逃离父亲，当然，也包括他的母亲。因为在卡夫卡看来，即使人们长时间地可以在母亲那里得到保护，但前提是必须与父亲有关，否则，家庭关系、亲人的爱在他看来就是残缺的。是的，卡夫卡知道，母亲太爱他的父亲了，几乎成了父亲忠实的奴隶，顺从，温驯，几乎是言听计从，因此，在父子斗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她仅仅是一个旁观者，依附者，说得好听点，就是一个调解者，但也必须是围着父亲、以父亲为中心而进行的调解，因此，母亲就不可能成为一股独立的、持久的精神力量，而从小到大的卡夫卡，需要的就是母亲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能保护他的、强大而持久的力量，但这是不可能的，卡夫卡始终得面对两个长辈共同建筑的“壁垒”，独自一个人战斗。

“这可以说是孩子的一种正确的直觉，因为母亲随着岁月的流逝与你结合得更紧密；一方面，她在有关她自己的事情上始终美妙地、温柔地、在本质上不伤害你的前提下维护她自身最低限度的独立性，但另一方面，她一年比一年更彻底地（与其说出于理智不如说是出于感情）对你关于孩子们的论断和裁决盲目地加以接受，尤其是在奥特拉这一无疑是重大的事情上。当然，人们永远记得，母亲在家庭中的位置是多么的痛苦，多么吃力。”

在这段话中，我们注意到卡夫卡使用了“正确的直觉”这样的词汇，意在表明，从幼年到成年，即使是在襁褓之中，他仅仅凭直觉就感受到母亲的行为，但她却又不可能完全否决母亲，他知道爱的不同表现形式，尽管他被伤害了，被“抛弃”了，永远在失败中挣扎，但他还是直白了母亲在家中的位置：痛苦，吃力！能意识到这一点，也难能可贵，毕竟他并不仇恨母亲。他说：

“她为商店、为家务操劳，家里每个人每病一场她都比病人多受一倍的病。”

但卡夫卡，神经质和善感的卡夫卡不可能将思考和体谅放在一个层面上，他很快地将笔锋一转：

“但这些与她在我们和你之间的中间位置上所受的折磨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你对她一直是爱的，关心的，但你又像我们一样，给她的体贴少之又少。我们毫无顾忌地对她轰击，你在你那边这么干，我们在我们这边这么干。这是一种方向偏转，人们心中并不怀恶意，想着的只是你同我们，我们同你的斗争，但却在母亲头上大吼狂叫。……她为了你在我们这里和为了我们在你那里受了多少折磨啊……自然，如果母亲没有从对我们大家的爱和这种爱所带来的幸福感中汲取忍受这一切的力量，她就无法承受这一切。”

这究竟是父亲的错呢，还是母亲的错？父亲的责任是什么？母亲又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不同的人，不同的家庭，都有不同的回答。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卡夫卡没有母爱的童年是应该由母亲负责的，有母亲的保护，世上还有什么能强大到伤害孩子呢？当儿子最敏感的心灵被伤害的时候，母亲没有感觉到；当儿子作为男人的那部分被击败的时候，母亲也没有感知；当作为肉体的部分被疾病吞噬的时候，母亲似乎也没有太多的痛苦，即使痛苦也已经晚了……儿子是母亲和父亲爱情和婚姻的纽带，是父母进入社会，与社会保持着良好关系的媒介，也使家族的香火得以延续。当儿子在病痛中离开人世，做母亲的又在想些什么呢？通常意义上讲，当儿子的某部分被伤害的时候，母亲都本能地有一种内心被猫爪子抓挠的焦躁和痛苦，当儿子死去的时候，做母亲的往往是撕心裂肺和痛不欲生，甚至在悲痛中从此不振，直到为思念儿子而死去。这种出自本能的爱，却在卡夫卡的人生经历中，显得少之又少。

西方有句谚语：“当上帝不能照顾每个婴儿的时候，就创造了母亲！”

强调的仍然是母爱，母爱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关爱对象，就是他们的孩子，那个柔软的小小肉体，他们必须在母亲的乳汁、精心关照下，才能使一生的完美从幼婴时代开始。父爱中包含的必然的男性的粗鲁、强权、专制和暴力，往往抵消了勇敢、义气、善良等人间美德，这就需要母爱的温柔、乳香、美丽和温驯来弥补，而且是必不可少的、最伟大的平等。一旦母爱缺失，那在孩子的世界里，就只有卡夫卡父亲式的表现方式，它们会在不同的孩子的身上产生不同的效应，在不同的程度上影响孩子的一生。一旦孩子幼小的心灵被伤害，那道伤痕是要带到棺材中去的，任何药剂都无法将其愈合。正因为如此，卡夫卡才无可奈何地承受着父亲的讥讽、嘲笑、专制和不屑，才在仅仅只有四十余年的人生中自己舔净伤口，踽踽独行，但心的伤口又会冒出汩汩的鲜血，他只能以文学的方式，用文字蘸着这些来自灵魂的血液，潸然泪下，最后孤寂地离开了尘世。

信写完了，卡夫卡将它交给母亲，托她转交给父亲，但母亲却没有完成儿子交给她的人生最大的一次“任务”，她因为怕激化父子的矛盾，破坏了家庭的团结与和睦，这使她再次辜负了儿子的心愿。母亲的理由并不完全充分，她一如既往的维护父亲的习性仅仅是一个层面。或许，她也感觉到了儿子对她的“审判”，至少儿子并不完全认同她对他的爱是多么的富有伟大的母性之美。那卡夫卡本人是不是也是有意这么安排的呢？作为儿子，他完全可以亲手将信直接交到父亲手里或者通过其他亲人或者邮寄给父亲，但他却要求母亲转交，难道他除了要父亲亲眼看到那些辛酸而又穿透力极强的文字，还希望母亲也看到，而不管是母亲自己“消化”，还是由母亲将信交给父亲或者口述其中要义给父亲？我们不得而知，但事情总可以这么去思考的。而且我还注意到，当卡夫卡将信交给母亲后，就不再过问了，至少不是很在意。倘若他真的觉得那封信只对父亲而言，是绝对重要的，是他生命中针对父亲的第一次面对面的勇敢的挑战，也可以说是他生命和信念的第一个宣言，那从常理来分析，他应该是极为在乎父亲看没看此信，看了信后有何感想的，但父亲没任何变化，照旧奔波在生意场上，做着他那个中产阶级资本的梦，做着他作为一个资本家应该做的事，对待他和其他子女，也一如既往。难道卡夫卡是个马大哈，没有注意到么？但我想他是注意到了的，只是他没有去过问，可能也不想过问，对于他来说，也许那封信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他的目的也基本上到达了。是啊，不管是“审判”父亲，还是为母亲没有赐予他童年以足够的爱和成人后那种以维护父亲为前提的爱而感到刻骨的悲凉，都是一种深刻而久远的悲剧。他拥有一个家，拥有父母双亲和妹妹们，他拥有作为一个作家全部的才情，也拥有爱情，读者和那个时代，唯独不曾拥有令他终生受益的和幸福无边的最早最美的母爱，这个消瘦的犹太男人，在他诗意缤纷的时辰、寂寞孤独的境地、被爱情所迷糊和被文学占领了思维与情绪的人生之中，就围绕着母爱，而自我折磨和被折磨着，成为卡夫卡家族和犹太文化中的一个典型，同时，他也创造了一个个时代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