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扑体育网

人生一世，作为个体，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谜”，最终都得带着这个“谜团”躺在一只小匣子——棺材或骨灰盒——中离开尘世，卡夫卡也不例外，尽管中外对他感兴趣和开始着手或已经着手研究他的人，似乎掌握着对他的最大的话语权，个别人可能还以为是研究他的权威，但没有谁能真正解开那些谜团。而我们所谓的深刻或权威性解读，也仅仅是“单相思”，人们之所以要打着研究的旗号对某个人的生平和业绩，包括我最感兴趣的性格因素进行这样那样的揣测、“窥视”、研究，终究也只是在某一方面有进展，或在某一领域得到了开拓性的“发现”。任何研究最终也只是在片面上获得成功，全面的成功永远不会有。“片面”而深刻，在我看来，已经是学术研究的至高境界了。正因为卡夫卡在看待世界感知人生时，就是将他的那些“片面”认知攀缘到了他卡夫卡式的高度，并有个深刻的超前意识，所以他成了独一无二的卡夫卡，也就被列入了可研究的行列。而一切对他文学之外的研究，最终是必须回到文学这个根子上来的，卡夫卡毕竟是一个文学家，尽管我们已经多次提到，去世前的卡夫卡并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作家”桂冠（尽管桂冠不是人为赋予的，可我们这个目光短浅和功利至上的人间，绝大部分人士都看重这个虚名，尤其是官方赐予的虚名），文学史中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不知道衮衮诸公们一次又一次、一代又一代地面临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脸红？既然我们最感兴趣的还是文学家的卡夫卡，那我们最终还是留一点篇幅，来说说他的文学创作。我不指望在对卡夫卡创作线索的梳理会达到什么深度，也不奢望在网络文学似乎已经“战胜”传统的纸质刊物所承载的文学的时候，有多少人能跳出娱乐、花哨和浅显的网络风格来“朝拜”卡夫卡们、沈从文们（每个时代的“当下”性往往都会及时承认和吹捧娱乐与网络文学那样的东西，但内在的成功者，大抵就不是那些表面的获益者和“成就者”），但，这种梳理即使不可能有重大的价值，但作为一种线索，同样是研讨行为的极为有益方式之一。

卡夫卡幼年时代就读的学校是布拉格旧城区的一所德语文科中学。这是一所口碑极好，管理极为严格，教学质量上佳，教师素质很高的中学。更为重要的是，这所以德语为主要教学语言和交际语言的学校里，卡夫卡在有意无意间闯进了浩瀚的德语文学世界，也就是在这片丰富的精神世界里，卡夫卡朦胧地察觉到了他的文学天赋。这是极为重要的一环。天赋，就意味着他拥有对文学极为敏锐的感觉，又有异于常人的思维方式，同时，一旦他被这个天赋带到文学王国，他失去的幸福和得到的苦难，就远远比常人多，而且常人还多半无法认识到他所抛弃的幸福和获得的苦难的价值所在。在这所中学念书的时间里，卡夫卡接触到了大量的童话故事，包括中国的民间故事（这使得卡夫卡对中国文学有了一定的了解），还有影响了全世界的安徒生和格林的童话。我虽然不敢说卡夫卡之所以经常提到自己是一个孩子，一个在成人的世界里流浪的孩子（密伦娜也曾说过他是一个一丝不挂的，却处在衣冠楚楚的成人中间的孩子），是因为他不管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影响，都使他成为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从而保持了那份异于成人的童贞，在很大程度上是跟早期在这所德语学校的所接触的童话有直接的关系，但至少这些童话故事，多多少少地影响了他。不过，但凡在童年时期对某一个人产生过强烈刺激或重大影响的人事环境等因素，其程度远远大于成人后所受到的刺激或影响。

随着年月的流失，卡夫卡的阅读也往纵深发展。他在那段洋溢着青春光彩的时光里，通过许多鲜活、有韧性的文章，“认识”了很多奥地利的作家，比如格里尔帕策等，也大量阅读了包括歌德、席勒、莱辛、蒂克等德国浪漫派伟大作家的作品，并深深地喜欢上了他们。与此同时，他对尼采等大哲学家也有浓厚的兴趣，他们的哲学著作成了他的精神食粮，深刻得影响了他的思想。于是，卡夫卡阴暗的尘世世界和阴郁的内心世界的门窗，通过这些伟大的文学家哲学家那刺透云霾的强劲的阳光而打开了。而古代高地著名的德语英雄史诗中唯一残存的《希尔德布兰特之歌》与中古时期德语文学中的最为著名的《尼伯龙根之歌》，则从历史的深度开启了卡夫卡文学创作的慧根，获得了很多创作上的技巧。但在这些文学家中，对卡夫卡影响最大的，当推歌德和格里尔帕策。如果歌德对文学那永恒不息的志趣和独到见解，以及对人类命运的极大关切和对人性的敏锐洞察，使卡夫卡受到了极大的震撼的话，那么格里尔帕策则在性情和气质以及人格等诸方面与卡夫卡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甚至可以这么说，两人身上都有着相互之间气质人格的共同属性，卡夫卡正是因为这种“臭味相投”，才那么痴迷地阅读着格里尔帕策的著作。但相对来说，格里尔帕策的抑郁症和悲观情绪较之卡夫卡，则更为严重，尤其是悲观情绪。所以，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在卡夫卡的身心里，有着太多的格里尔帕策的属性，而在后者的性情里，则完全覆盖了卡夫卡的属性，从而使卡夫卡的生命里，笼罩着格里尔帕策的“阴影”。由此可见，格里尔帕策对卡夫卡的影响是深刻而又极为严重的。因此，卡夫卡分裂的自我和遗失了身份的特性，使他在面对世界时，往往一方面逃避，但紧接着又急于归顺生活，往往外表平静，与常人无二，内心却翻江倒海，忧郁苦闷。他患有严重的婚姻综合症，比如我已经论述过的性爱恐惧，而且视爱情和依附于爱情的性活动都是极为肮脏的东西，但他却又与很多女人纠缠不清等等，带着强烈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厌世主义却又无法真正地憎恶世界的双重人格特性，也可以说，卡夫卡身上缺乏明显的浪漫主义特色，这和他的创作以小说为主不无关系，但这种创作文体的选择，往往又是与性格紧密相连的。而格里尔帕策却是一个剧作家和诗人，骨子里有一种在舞台上呈现的悲剧性人事的悲剧美和心灵世界里所呈现的诗人天生的浪漫主义色彩，不仅敢于幻想，而且敢于叛逆，忧郁而又浪漫，这是他和卡夫卡最大的差别。正因为这个差别，却使卡夫卡找到他最初的心灵和精神上的知音，并且受到了深远的影响，也正是这个差异，使卡夫卡不仅能省察自身，而且由这个自我的省察延伸到认知格里尔帕策，且认识得最为透彻的，就是他们俩最为接近的性格气质。卡夫卡无论是从艺术技巧上，还是思维方式上，都从格里尔帕策那里吸收了大量的营养，而后者（自然也包括其他性情、人格、气质与卡夫卡相近的人）不仅是他持久的心灵力量的来源，而且是他生命世界里的一面镜子。

除了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卡夫卡还大量接触自然科学的著作，而他最感兴趣的科学家是达尔文和他的进化论思想。

“按照一位作者的说法，在当时，无神论的达尔文主义甚至一时掩盖了斯宾诺莎泛神论对卡夫卡的影响，并将他推向更极端的无神论，让他接触到一点德国自然主义，并发现了令他一时为之崇拜的尼采，后来还引起他对托尔斯泰和克拉普林无政府主义较为温和的兴趣。”（见林和生：《地狱里的温柔 卡夫卡》，四川人民出版社，第167页）

这充分说明，未成年时期的卡夫卡的阅读兴趣已经涉及到了文学之外的诸多领域，这对拓展他的阅读范围和扩充各种知识营养，为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显然，在对以希伯来文、运用德语讲解圣经经典犹太经典的宗教课毫无兴趣的前提下，阅读文学作品、哲学著作、自然科学著作，以及后来关注的社会主义思想，就成为卡夫卡未成熟的心智所急于获取的人类文化知识的大餐。

如果说八年的中学时光是卡夫卡最早的文学积累的话，那六年的大学时光则是他开始开垦他的文学土壤的时期。顺便说一下，他就读的大学是布拉格费迪南—卡尔德文大学。在大学期间，他参与的最为重要的活动就是“布伦塔诺沙龙”的活动。布伦塔诺是奥地利哲学家，他于1874年出版了《从经验立场看心理学》，引起哲学界的注意。在本书中，他提出了“心理对客体的指向性”。而综观布伦塔诺的学说，其主要内容就是对人真实存在本性的深刻思考。尽管卡夫卡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也尽管他的文学创作带着浓厚的研究社会现实的色彩，他也并不擅长抽象思维，但卡夫卡内心世界和人生感应却与布伦塔诺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卡夫卡后来大量的创作所表现出的表现主义风格，以及被称为欧洲现代派小说的开创者，都离不开布伦塔诺的深远影响。而布伦塔诺的对人真实存在性的思考，要求人们真实地站地生活世界的大地上，为卡夫卡，为一切终生为生存忧患着的犹太人，指出了方向，是他们存在的指导思想。

在“布伦塔诺沙龙”活动期间，卡夫卡完成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一场斗争的描写》。这个小说显然是在受到布伦塔诺思想的深刻影响后，用文学的方式对抽象的哲学思想的阐释。这个小说虽然很不成熟，但已经能见到后来成熟时期的卡夫卡式小说的端倪，其表现主义风格极为明显。小说大量描写了“我”和相识在路途上宛如梦游的经历。初读它，让人一头雾水，甚至有“不知所云”的感觉。卡夫卡就是通过这种如梦似幻，彼此相联但又似乎不相关联的描写，似乎在表明，任何一个人都是自己的中心和决策者，都有自己看待生活的心态，观察世界的不同的方法，有自己不同于别人的看法，进一步说，每个人都拥有一个自己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独自地存在者，别人只能在外面张望，却无法进入。当不同的个人都“居住”或“游历”在他的世界里，存在于他的“存在”里，生活在他的“生活”里，思想在他的“思想”里，死亡在他的“死亡”里时，他与别人都无法共存，不能沟通，更不了解和理解，也就是说，他和人类之间，不存在着沟通和认可的可行性，也不具备基本的可能性，只有通过“描写”，似乎一切才存在着极小的可能性。这种将不可理解之人事进行不可理解的理解，将不可描写的人事进行描写，描写“正面”却窜到反面去洞察的方式，正是卡夫卡一贯的作为，他早期的这个作品，已经进行了初步的实验。或许，在卡夫卡的生命理念里，生存的思考就是这种“不可描写却勉力描写”“不可解读却拼命解读”的翻版，为了生存，他观察和体察着生存境况，要真诚而透明地接受或者放弃，达到生存的至高境界。但他的这种来源于布伦塔诺学说的文学模式，其实就跟小说中那个恳谈者所说的那样：“我很高兴，你说说的话我都没有听懂。”可能卡夫卡也不完全明白自己的这些“生存斗争的描写”，他是个悖论症患者，但他很绝望，因为他永远占据着属于他卡夫卡的那个极端个体化的世界，可他的肉体却粘满了尘土、动物的羽毛和粪便，以及一丝丝绝症的气息。

毫无疑问，参加“布伦塔诺”沙龙时期以及相临近时期的创作和思想动态，都深深地打上了布伦塔诺思想和学说的烙印，而且影响之久远，估计连当初的卡夫卡都是始料不及的。作为一个已经开始意识到必须正视和研究生存状态的人，不能丢弃真诚，更不能抛弃真理一样，要学会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像鼹鼠一样去检查”自己，要不停地“装饰”自己，清理自己，并希望这些装饰品能成为他或者他们的本质特征。于是，摆在他面前的是过于强大的物质世界，个体的心理满足往往被世俗社会不容，而生活的危机和苦难时时得提防，因此，不仅要以理论的死亡代替肉体的死亡，而且还要对将死未死的世界和残缺的生活进行修补和“装饰”。他感觉到自己已经步步进入“深刻”的思想“世界”，却又在深刻的思想里放弃了“自我”，这种放弃保护了他，成全了他，同时，也是他的一种自我体验，只是这种生存体验由于过于的“自明”和透彻，而成为新的危机和危险。这就使他早期的作品呈现出存在的严重扭曲的不安全感，并不完全真诚的自我感受，自我检讨的浅尝辄止，他和他作品中的人物都有着对“不可理解之人事”的理解和犹豫踌躇的特点，极力亲近生存的环境，却又被环境所困惑或抛弃，产生了强烈的陌生感，甚至主动疏远环境，进入他和他塑造的人物极为主观的“世界”，即使在现实人生环境中，他们走投无路，又无所谓，他们理解和宽容别人却被自己看成是丢弃了自己，他们无所事事，却又整日忙碌、奔波，为生存的不安而忧虑，却毫无办法，他们没有目的地行动，如无头的苍蝇，他们极容易被细小的事情所束缚，被物质世界所诱惑被迷惑。卡夫卡自己已经陷入了他生存的这种“场景”之中，他塑造的人物，基本上就是他的文字形式的“翻版”了。

但卡夫卡决不是那种城府极深、心灵龌龊的文人，他对生存世界所做的思考、批判、包容、理解和再批判，其实都是一个性情和心理都极为透明和澄澈的，始终无法真诚成人的男人的真实写照。一个崇尚写作的人，父母和上帝共同赐予他的“礼物”，除了才情，大抵就是单纯、简单、真实、真诚，甚至是天真和“幼稚”，他们往往被人看成是生活的“傻子”，“书呆子”，被生活和势利场的聪明人所不屑。这并奇怪，有智慧的人，往往不是彻底的好人，就是彻底的坏蛋，中间的人，往往是一些拥有小聪明的人，以及平凡普通的人。大智慧往往看起来愚拙。因为大智者需要思索，要用心看人解事，要了解理解别人和世界，要懂得内心世界的美和奥妙，因而他们的心性在人间就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单纯和真诚，善良和仁慈，内隐和朴拙，在创作上则表现为透彻，澄澈和自明，有的人在内省和慎独方面做得相当不错，使他们的智慧得到了最高的褒扬。卡夫卡虽然在慎独方面表现得并不怎么样，但自然还是接近“大智若愚”的人，从他的爱情和婚姻经历，从他与朋友们的交谈，乃至他那封长长的《致父亲》，都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真实、真诚和透明的人。是啊，一个永远是孩子的人，即使活过百年，他仍然是个纯真的孩子，心地单纯，善良，天真，敏感，好动，幼稚，脆弱，甚至顽固不化。他虽然经常性地进行深入的思索，不知劳顿地回忆经历过的事和无数很有意思的人，力图从这些人事上面找到富有思想性的东西，但他的心性仍然是孩子般的。因此，卡夫卡的大部分作品，其故事都非常真实，而且并不复杂。他的朋友都承认，卡夫卡只喜欢简单和真实的东西，反感过于复杂，人为地杜撰的东西，尽管这其间包含的关于“虚构”的问题需要他反复斟酌，但这也分明地表现出卡夫卡文学创作的基本态度和对自己心目的文学境界的不懈追求。但是，正是这种对简单而真诚的人事的喜欢和认可，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卡夫卡对文学创作多元化形态的认识，他似乎就认定了“一元看尽多元”，“简单胜于复杂”，“真实优于虚构”的“原则”。虽然他创作有长篇小说，但由于认识上的偏移，那几个作品并不像很多人说的那样，已经非常成熟和大气。风格各一，不同，是允许的，也是文学创作的规律所限定了的，但过分追求简单和简洁，有时也破坏了作品的气势，至少在容量和广度方面便显得不足。没有人否定博尔赫斯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的创作是成功的，同样，也没有人肯定地认为卡夫卡长篇小说的创作是失败的，但既然作为长篇小说这种问题，任何技巧上的因素也是应该考虑的，符合虚构原则的“非绝对真实”也是允许的，甚至是必须的，也是创作的必然的，谁能说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式的虚构是不行的？大仲马的长篇历史小说闻名于世，他一句简洁而生动的话就阐明了他一贯的“主张”：“历史只是一颗钉子，用来挂我的衣服！”，而显克微支的长篇历史小说更是将技巧发挥到了极致，他们所记载的历史都是极为复杂的，是真实的，但也是进行了合理而高超的虚构的。或许卡夫卡喜欢的“简单和真实”的东西还可以做更多的解释，他追求的创作手法自有其独到之处，但我们不能因为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赞成某种文学创作理念，反对哪种观点而只围着他的这些说法转圈子，至少我本人就不一味赞成和反对什么写作观念的，我们很多写作和搞评论的人，往往容易赞成什么或反对什么，这也许对某一领域的创作有用，但并不见得就是好事，当然也不一定就成为至理。一个有思想的人，不是去判断或下结论，而是去悟，去思索；不是人云亦云，而是用自己的头脑指挥自己的嘴巴发出自己的声音；不是在概念中兜圈子，而是要深入浅出，或学会真正的论证等等。当然，卡夫卡表现人生、理解自我和别人，将他们作为自己的思索参照，并寄希望于真诚和简单的东西，当然是属于卡夫卡个人的风格，从这一点来看，卡夫卡找到了思考和创作的最佳方式。

也正是由于这些思索和创作上的个体追求，使卡夫卡对世界和文学的认识一开始就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特点，以致到了今天，他的思想倾向、题材的选择、主题和思路的异常明晰、简洁与准确，依旧有着超前而不被人完全理解和接受的特点。很多年轻的当代读者，一直不喜欢全方位地进入卡夫卡的文学世界，我就在网上看到很多年轻读者公开声称不读卡夫卡的作品，一是难懂，二是故事不吸引人，没有过多的戏剧冲突，还不如网络上的玄幻和穿越小说来劲，三是过于阴暗，四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说卡夫卡所处的年代过于久远，有“代沟”。当很多年轻读者将某80后青年的作品、刊物和收入看成是他击败了巴金、而他则看起来很谦虚地以为是时代击败了巴金的现象时，我们大概只能说，这个现象不在我们的兴趣和研究范围之内，它充其量只是一个很不高级，也不高明的笑话而已。我们还是来说卡夫卡吧，他的作品一开始就显示出了极为明显的当代性特征，而实质上，这种当代性不仅在他所处的时代是超前的，即使到了现在，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因为当代人中有为数不少的“以无知为时尚、以肤浅为潮流”的人那样，因为不喜欢或看不懂、因为收入和点击率就以为某某80后或90后文人PK掉了某文学大师那样荒唐和滑稽。而卡夫卡所痛心疾首的生存问题，尤其是存在性不安，战争，疾病，孤独，寂寞和精神流浪，同样在今天的各个角落存在，而且愈演愈烈，可以说，“寂寞”已经成了当代人的一个标记，或者说是一个胎记。这个“寂寞”最深层次的东西就是情感的疏远，对生存环境的陌生感，强烈的竞争机制带来的焦虑，离婚率如“芝麻开花”，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所带来的精神紧张，人们都几乎成了机器，亚健康现象极为严重，失业率偏高，干活多待遇低，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猜疑和提防，高校的官场化，知识分子越来越少，刑事犯罪，亲情淡薄等因素，都使当代人深深地陷入了极为不安和恐惧之中，尽管心理干预和文明建设也在同步进行，但谁都不可否认，卡夫卡式的心理扭曲、孤独、寂寞、焦虑和不安，将一直陪伴着当代人走到生命的尽头。我们阅读卡夫卡，不可能只阅读到他的文字层面，或单纯的作品表现出的思想与艺术性，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通过卡夫卡的思想和文学追求，他的个性气质和人格，深入到时代和社会中去。卡夫卡不仅是一个特定的历史和文学现象，而且是一个深刻的心理、精神、灵魂和思想的本质因素，他是独特的，同时又是具有共性的，他是人类神经质、自我分裂、时代忧郁、民族危机和负罪者的“标本”。他简洁而准确地写出了那个时代和他对那个世界的感受，又将自己彻底而真诚地交给时间、交给世界，也交给了历史，然后孤独地走开。

到了1912年，卡夫卡几乎疯狂地爱上了后来成为他未婚妻但最终没有能结婚的女子菲莉斯，品尝到了爱情的甜蜜。也是在这年的9月，他开始创作他的第一个被他自己认可，也被读者看好的短篇小说《判决》。在小说即将结束的时候，天麻麻亮，早起的侍女走过他父母家屋子的前厅时，卡夫卡正在“疑阵强烈的射精”的感觉联想中，也就是说，他带着无法比拟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快感，写完了最后一句话。第二年，这个短篇发表在他永远的朋友布洛德主持的《阿卡迪亚》上。由于他和年轻的菲莉斯打得火热，因此在发表这个短篇的时候，他写上了“献给菲莉斯·B小姐”的字样。

《判决》写了三个人物：格奥尔格、父亲与作为收信者的某朋友。格奥尔格的父亲是个商人，而他后来也继承了父亲的衣钵，成了当地一名商人，在他母亲去世之后，他揽过了所有经营大权，而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简单地说，故事就是由一封信件而引起的，格奥尔格为了向父亲证明“朋友”（即收信者）是否存在而与父亲发生了极大的冲突，其实，格奥尔格只是为了不使“朋友”感到为难和不安，决定不把自己即将结婚的事情告诉她——一个富家小姐。但父亲极力否认有这样一个“朋友”存在，而格奥尔格却据理力争，结果遭到父亲一顿几乎是不讲道理的呵斥。无情的现实和来自众多的反对的声音，使本来自信、乃至觉得自己的生活是美妙异常的格奥尔格遭受到了重大的打击，他的心理堤坝很快就崩溃了，自己也越发不自信起来，他的一切梦想随之被击得粉碎。我们都知道，困扰卡夫卡大半生的问题之一就是“父子恩怨”，终其一生，他都始终无法解决与父亲的冲突，于是，《判决》就成了他发泄自己情绪的试验田，“父子冲突”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小说的主题。这种恩怨纠纷也正好来源于父子之间的某种强大的共同关系，而这种共同关系与生活中的卡夫卡与他的父亲之间的微妙关系是一脉相承的，是他将生活中的卡夫卡家族的矛盾直接“移植”到了小说创作中。

在1913年10月写给菲莉斯的信中，卡夫卡写道：“《判决》是无从解释的。也许哪一天我会让你看看有关的几则日记。无论承认与否，这个故事充满了抽象因素。那朋友几乎不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他也许是父亲和儿子的共同属性。这个故事也许是围绕着父与子的一种巡回，而那朋友变幻不定的形象也许是父子关系的透视中的变幻。对此我也说不上把握。”（见《卡夫卡集》《致菲莉斯·鲍威尔》第395-396页，上海远东出版社）

格奥尔格以为凭借自己是父亲的儿子，而且继承了他的商人衣钵，完全可以与之和睦相处，共同解决一些生存中的问题，但父亲却没有这样做，他仅仅是那么轻易地一阵呵斥，就将儿子放在了自己的对立地位上，并轻松将其击败，甚至连儿子的未婚妻，都被父亲轻易地“赶走”，他们共同属性中正常的父子关系遭到了“瓦解”，成了彼此的对峙，那儿子的未婚妻自然是在被排除的对象之内。格奥尔格瞬间失去了一切，没有自信心，也失去了自尊，连婚姻都丢掉了，他只能茫然地面对着强大的父亲。尤其是当格奥尔格得知父亲和朋友暗中在窥探他的行踪的时候，在短短的时间内，他失去了对父亲全部的信任和依赖，甚至所有亲人朋友都不再得到他的信赖。这种僵硬如敌的关系直接造成了本来就不很坚强的格奥尔格灰心丧气。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父亲还具备了一种判决的“权力”，尽管这权力不是法律赋予他的，但因为他是父亲，所以做父亲的最后判决格奥尔格“投河淹死”，从而从根本上否决了格奥尔格最后的希望，连徒然茫然面对现实的权利都不存在了。格奥尔格在极端的惶恐和失望中发现，父亲面目全非，极端陌生，父亲所有的门窗都向他关闭了，他被父亲过于强大的心灵和精神力量击败，他也就失去了独立，失去了存在的空间。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组镜头：格奥尔格随着父亲的一声判决，绝望而茫然地冲出了家门，几乎疯狂一般地朝河边跑去，如饥饿万分的人突然抓住食物一样，抓到了横在河上的桥上的栏杆，喊了一句：“亲爱的父母亲，我可是一直爱着你们的。”然后在过往车辆的喧嚣声中，他将自己交给了父亲的“判决”——跳进了河中，像父亲说的那样，溺水而亡。

从小说的结局来看，卡夫卡显然是想通过格奥尔格跳河死亡，来坚定自己长期以来对父亲的反抗，而且是彻底的反抗，而他文字间隐约透露出的格奥尔格的命运，可能就是他将来的“版本”，而他那种“射精”似的快感，似乎也在表明他极力避免产生这样的后果，他不想重踏覆辙。即使这个目的没有完全达到，但因为有了由“投河溺死”而导致对父亲的彻底的反抗，使他感到痛快之极，堪比“射精”。

卡夫卡在1913年2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

“趁修改《判决》的机会，我写下就我目前所认识到的觉得在这个故事中看清楚了的所有关系。这是必要的，因为这是从我身上自然而然生下来的产儿，满身污垢和泥浆，而只有我具有可以通过污泥触及躯体的手，只有我有兴趣这么做：

“‘那位朋友是父与子之间的关系，他是他们之间最大的共同性。独自坐在窗前时，格奥尔格喜不自胜地玩味着这一共同物，以为已经赢得了父亲，一切在他面前显得那么安宁，包括一闪即逝的伤感。现在故事的发展表明，父亲是怎么从那个共同物，即从那个朋友那儿突出自己，并把自己放在与格奥尔格对立的地位，他通过其他那些较次要的共同点而加强自己的地位，诸如通过母亲的爱和依从，通过对母亲的始终不渝的缅怀，通过最初确实是由父亲在商店争取到的顾客。格奥尔格则什么也没有，那个未婚妻在这故事中只是由于父子同那个朋友，即共同点的关系的存在才存在，同时由于尚未结婚，她不得不进入父子的血缘范围，因此轻而易举地被父亲排除了。那共同点的一切都是环绕着父亲耸立起来的，而格奥尔格只是觉得它是由一种陌生的独立而形成的，他所保护得不够的，受到俄国革命之害的东西。正因为他除了看着父亲以外，别的一无所能，所以父亲对他最后的判决才会对他产生如此强烈的效果。’”（见《卡夫卡集》卡夫卡日记第530-531页，上海远东出版社）

在这则具有文献价值的日记后面，卡夫卡清楚地指出，格奥尔格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化身，未婚妻则相对应着他那是正热恋着的菲莉斯。

《判决》是成功的，乃至在那年的2月12日的日记中，他记载了一个朋友对这个小说的赞扬：

“……昨天我在韦尔奇那儿朗读完这个故事后，韦尔奇走了出来，当他过了一会儿又走进来时，他特别赞扬故事中形象生动的描写。他伸着手说道：‘我看到父亲站在我面前。’说这话时，他单单地凝视着他刚才听朗读时坐过的空椅子。”（同上）

1912年10月，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司炉》出炉，刚刚写完的时候，他依旧以很多西方作家诗人喜欢的方式，将这个作品朗读给别人听，而这次他的听众是他的朋友布洛德。这个短篇是其长篇小说《美国》的第一章，而接下来的六章，也就是《美国》的前七章则是在1912年9月到1913年1月完成的。这是卡夫卡比较重要的一部长篇小说。在1912年的最后两个月内，卡夫卡完成了他创作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中篇小说《变形记》。由于前面章节已经对《司炉》和《变形记》内容进行过论述，在此不再重复。但要着重指出的是，《判决》《司炉》和《变形记》三个小说都有一个十分近似的主题：那就是与“父亲”这个形象连在一起，其中最为深刻就是作为晚辈的儿子被残酷的生活，与代表这种生活的现实社会、家庭和父母亲轻易地“判决”和推进了一个不幸的命运之中，而儿子几乎是毫无反抗和辩解的余地，就被命运所吞噬。在卡夫卡看来，《司炉》是梦呓，是对那些永远也不会成为现实的一切的深切回忆，而这些回忆只能徒增他的哀伤和无奈，与海市蜃楼和梦一样，终究要被无情的现实摧毁。而《变形记》则更进一步深化了《司炉》和《判决》的主题（通过对个体不幸和可怕的命运的揭示，渗透到关注和思考整个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困境的大问题，创作旨意有了质的飞跃），内容也更加充实，技巧也更加圆熟。著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鼠疫》《局外人》《西绪弗斯神话》《第一个人》《堕落》等经典著作的作者加缪，在评论《变形记》时，也忍不住赞叹到，它是一部明察秋毫的伦理学的惊人的画卷。

看来，爱情的力量确实是无法估量的，卡夫卡在此段时期内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连续创作了他文学生涯中最为重要的几部作品，与他同菲莉斯的热恋有相当大的关系。这种创作的丰收带来的喜悦，与他生来就伴随的存在性不安和恐惧心理，都使他与菲莉斯的恋情保持了极高的热度，他们逐渐走向了婚姻，尽管最终他们并没有喜结连理，但不可否认，这场热恋影响了卡夫卡的创作和人生，是他生命中最大的财富之一。但任何事情都有其多面性，一方面，因为青春期爱情的热能，促使他写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另一方面，也正是越来越陷入他所谓的浪漫情调之中，包括他偶尔涉足的妓院，分散了他很多的精力，消耗了他的灵感，使他暂时失去了创作的欲望，这种分心，一晃就是一年半。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了在日记中写下了《村子里的诱惑》的片断之外，他几乎没有任何象样的文学创作。这使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懊恼，对自己的行为相当的不满，他不仅又自责又深感后悔，同时，也毫不留情地对自己这种文学创作的浪费行径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其实，这也正是卡夫卡性格的复杂和自我分裂的重要表现，他就是这么一种人。当这场深刻而坚决的自我“批评”和省察使他恢复了作家的身份之后，他又一次进入了文学世界，创作欲望再次高涨。这恐怕是他和菲莉斯婚姻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吧。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再次向世人展示了它摧毁一切的巨大能量，人类再次被卷入了同类自想残杀的惨状之中，而这一次，比以前任何一次战争带来的杀戮和生命的灭亡还要巨大，卡夫卡极为清醒地看待这场世界大战，同时，他又将自己的思想同战争、爱情等联系起来，并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些思考带给他的无尽烦恼。毫无疑问，他的一切都将同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混淆在一起，纠缠在一起，就像他自己说的，战争以极端折磨人的方式，从各个方面无情地将他吞噬，他目前的思想，与菲莉斯带给他的烦恼是一样的。就在这种烦恼纠缠和不止的思想中，他再次进入了写作状态，因为通过战争，通过与菲莉斯的热恋和爱情的失败，以及离开了家庭和摆脱了“带爪子的小母亲”的布拉格，使他能有一个清静和孤独的环境来清理思路，然后深入到文学创作之中。很显然，当创作状态回来的时候，卡夫卡终于可以在文学的世界里“自由”地来去了。

在1914年7月底到12月，卡夫卡完成了他的长篇小说《审判》。这个重要的长篇，又被翻译成《诉讼》。

小说的故事梗概是这样的。约瑟夫·K是一个银行职员，在他三十岁生日那天早晨起床后，被莫名其妙地逮捕了，没有任何足以说明他犯罪的证据，也没有谁告诉他这是为什么，只有一个看起来非常神秘的法庭向他宣布了被逮捕的决定，但他仍然保持着与平时一样的自由状态，却在一年之后，即他三十一岁生日前夜，他被莫名其妙地处死。说实话，我在看完这个小说的时候，总是想起二战时期，一个或更多的犹太人，被德国纳粹秘密或公开逮捕，没有任何审判，就被关进集中营，或立即拉出去处死。卡夫卡是不是在之前就预见了整个犹太人的不可捉摸和悲惨的命运呢？约瑟夫·K的命运也许就是卡夫卡式恐惧和不安的再一次体现，也是一种隐喻和暗示，是一种预言，那是作为犹太人的卡夫卡的暗示和预言。当然，卡夫卡自己是不是就这么想的，自然不得而知。就这个长篇小说来说，整个场景和氛围都是不安的，起因、过程和结果都是莫名其妙的。主人公被宣布逮捕后，依然享有人身自由，但这种看起来与平常时节无二的“自由”对于主人公来说，是一种间接的、但极为残忍的折磨，是一种慢性的“他杀”。比如，法庭通知他接受初审，却并没有确定初审的时间和地址，这让约瑟夫·K感到前所未有的不安和焦虑，究竟是要审还是不审？他们究竟要干什么？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当他觉得又该有电话来告诉他要进行审讯时，可那个电话始终不来，于是，等待再次审讯又成了折磨他的一个因素，比第一次来得更加严重，他就处在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情景之中。而更让他感到莫名其妙的是，由于他的迟到或别的什么原因，法庭则声明今后不再有审问他的可能了，那不再是他们的义务。有就是无，无就是有。这种强调不再有再次审讯的可能和义务，恰恰在主人公的内心投下了更大的阴影，让他始终觉得那个声明是谎言，是哄骗他的，审讯说不定在某个时候就会突然降临，警察会再次莫名其妙地将他带到法庭，法官再次莫名其妙地说一些让更是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的话，他将更加战战兢兢地生活在不安和恐惧之中。

“换句话说，法庭将K置于一种‘悬而未决’的悖论状态。K无法忍受这种‘莫名之罪’和‘悬而未决’。更准确地说，他无法承受这种‘不由分说的悬而未决’或‘悬而未决的不由分说’。他要反抗法庭所拥有的非理性的权威。他要把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为此甚至不惜利用有关人士，包括女人。”（见林和生：《地狱里的温柔 卡夫卡》 第229页  四川人民出版社）

于是，约瑟夫·K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所谓的“法制”的机构，卡夫卡也进行了细致和有趣的描写，那就是所谓的“阁楼上的法院”。“法院”位于一个贫民窟一座楼房的顶部。约瑟夫·K找到了它。他所见到的是楼房的肮脏破败，空气污浊，散发着异味，而所谓的法官的桌子也凌乱不堪，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官的桌子上摆着的书刊大多是有关色情的。而K心目中的法院却应该是在高楼大厦里，整洁，肃穆，威严，建筑精良。在卡夫卡的设计中，这个破败而肮脏的阁楼上的法院仅仅是一个初级的法庭，或者说仅仅是K意念中的法庭的雏形，而这个真正意义上的神秘而决定着他命运的法庭或许根本就不存在，或者只能莫名其妙地存在与莫名其妙的想象之中，按照林和生的说法，那个“神秘而无形的法庭本身也是某种悬而未决的存在”。但K知道自己是无罪的，他至少还能鼓足勇气找到这个初审的法庭，在法官面前慷慨陈词，但他的努力和抗争没有得到相应的好结果，他竭尽全力的演说和批判，其实在浪费他的精力。世俗的力量确实强大得让无数个K都无法将其击破，何况是掌握着生杀予夺之大权的法官。最终他终于明白过来，这种机制下的法庭，连同与这样的法庭相类似的其他机构，大多古怪，荒唐，肮脏，严酷，甚至更加严重。由此看来，白费口舌的K将面临着怎样的一种结局，他的后果自然也是无法预测的。他的律师告诉他：“这个庞大的机构可以说正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如果有人想要改变周围事物的排列顺序，他就会冒摔跟斗和彻底毁灭的危险——它一点也不会改变，相反，它很可能会变得更加警惕，更加僵硬，更加严酷，更加残忍。”很显然，这个律师的话切中了“法庭”的要害，也是K之所以失败的主要原因。

而告诉K法庭将不会立即将判决作出来，而是以“悬而不决”的方式逐渐展开的，是一个神父，后者在法庭监狱里做事。这使K感到非常茫然。这个坚强的战斗者始终不肯屈服于那个神秘而荒唐的法庭，他内心极度渴望能在真正的法律面前陈述自己的思想，为自己辩护。但这个战斗者面临的法律和法庭却并不给他这样的机会。在“法的门前”，卡夫卡有这样一大段描写。

“法律的序文中，是这样描绘这种特殊的欺骗的：一个守门人在法的门前站岗。一个从乡下来的人走到守门人跟前，求见法。但是守门人说，现在不能让他送去。乡下人略作思忖后问道，过一会儿是不是可以进去。‘这是可能的，’守门人回答说，‘但是现在不行。’由于通向法的大门像往常一样敞开着，守门人也走到一边去了，乡下人便探出身子，朝门里张望。守门人发现后，笑着说：‘你既然这么感兴趣，不妨试试在没有得到我许可的情况下进去。不过，你要注意，我是有权的，而我只不过是一个级别最低的守门人。里边的大厅一个连着一个，每个大厅门口都站着守门人，一个比一个更有权。就是那第三个守门人摆出的那副模样，连我也不敢看一眼。’这些是乡下人没有料到的困难。他本来以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到法那儿去；但是，他仔细端详了一下这位穿着皮外套、长着一个又大又尖的鼻子、蓄着细长而稀疏的鞑靼胡子的守门人以后，决定最好还是等得到许可后才进去。守门人给他一张凳子，让他坐在门边。他就在那儿坐着，等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他反复尝试，希望能获准进去，用烦人的请求缠着守门人。守门人时常和他聊几句，问问他家里的情况和其他事情，但是提问题的口气甚为冷漠，大人物们提问题便是这个样子；而且说到最后总是那句话：现在还不能放他进去。乡下人出门时带了很多东西；他拿出手头的一切，再值钱的也在所不惜，希望能买通守门人。守门人照收不误，但是每次收礼时总要说上一句：‘这个我收下，只是为了使你不至于认为有什么该做的事没有做。’在那些漫长的岁月中，乡下人几乎在不停地观察着这个守门人。他忘了其他守门人，以为这个守门人是横亘在他和法之间的唯一障碍。开始几年，他大声诅咒自己的厄运；后来，由于他衰老了，只能喃喃自语而已。他变得稚气起来；由于长年累月地观察，他甚至和守门人皮领子上的跳蚤都搞熟了，便请求那些跳蚤帮帮忙，说服守门人改变主意。最后他的目光模糊了，他不知道周围的世界真的变暗了，还是仅仅眼睛在欺骗他。然而在黑暗中，他现在却能看见一束光线源源不断地从法的大门里射出来。眼下他的生命已接近尾声。离世之前，他一生中体验过的一切在他头脑中凝聚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他还从来没有问过守门人。他招呼守门人到跟前来，因为他已经无力抬起自己那个日渐僵直的躯体了。守门人不得不低俯着身子听他讲话，因为他俩之间的高度差别已经大大增加，愈发不利于乡下人了。‘你现在还想打听什么？’守门人说。‘你没有满足的时候。’‘每个人都想到达法的跟前，’乡下人回答道，‘可是，这么多年来，除了我以外，却没有一个人想求见法，这是怎么回事呢？’守门人看出，乡下人的精力已经衰竭，听力也越来越不行了，于是便在他耳边吼道：‘除了你以外，谁也不能得到允许走进这道门，因为这道门是专为你而开的。现在我要去把它关上了。’”

神父在向K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大约是带着对K的歉疚之心的，但他显然比K更懂得什么是法，是什么决定着法庭的判决，也就是说，他知道这个社会机制下的种种弊端，只是他并不想对K全盘而透彻地讲明白，于是他就向K讲了这个著名的故事，其实他也就通过这个故事清楚地告诉了K那种莫名其妙的“法”与被告之间那种微妙的、说不清楚的、奇怪异常的关系。尽管K并没完全领会神父讲的故事的全部意义，但他很快就明白了，他面临的这种“审判”已经失去了意义，但让他焦虑不安的是，没有意义的、悬而未决的“审判”对他来说始终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他始终不忘而又徒劳地为自己的无罪进行辩解，但他照旧得面临“不由分说”的“判决”和彻底的失败。他的坚强和并不太突出的软弱经受了整整一年的考验，最终有了结果。

“K三十一岁生日的前夕”，“审判”终于有了最后的结局，他被带到了远离城区的一个荒凉的采石场。就在这里，被莫名其妙的“法制”所折腾了一年的K终于找到了答案，生命也在那一刻呈现出了它巨大但又不堪一击的多重性。但K还是得到了解脱，无论是莫名其妙地就这样死去是一种痛苦或耻辱，还是这样莫名其妙地感到轻松，彻底地摆脱在人身自由状态下那一道阴影在眼前晃来晃去的焦躁、不安和恐惧。死亡，是人类永远不需经过约定，但可以夺取和“生产”的东西。无论哪种方式，死亡的意义都在这里：它是所有人的远方和结果。

“他的目光落在采石场边上的那幢房子的最高一层上。好象有灯光在闪动，一扇窗子突然打开了，有一个人模模糊糊地出现在那么远、那么高的地方，猛然探出身来，双臂远远伸出窗外。那是谁？是个朋友？是个好人？是个同情者？是个乐意助人者？是单独一个呢，还是所有的人全在？还会有人来帮忙吗？是不是以前被遗忘了的论点又有人提出来？当然，这样的论点肯定有。逻辑虽然是不可动摇的，可是它无法抗拒一个希望继续活下去的人。他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法官究竟在哪里？他从来没有进去过的高级法院又究竟在哪里？他张开手指，举起双手。”

约瑟夫·K其时正躺在一块断裂开的石头上等待着死神的召唤，但他所看到的这个场景和内心所想，突出了一个牺牲者在罪恶而又荒谬的世界里所能想到的一切，真切，动人，略带着淡淡的凄怆，就像那滑过空气，即将落下的屠刀，也像他不息抗争的生命。这个情景像电影镜头一样，一遍又一遍地闪动在读者的眼前，深深地刻在了他们的记忆里。而生命的扼杀者和多年以后的阅读者，他们又能说些什么呢？而没有言语的K只看到一个模糊的人影和他伸出窗口的双臂，猜测着他的身份和德行，但他最终也只能按照他的逻辑，渴望能获得生的机缘，让他继续活下去，因为片刻之后，他的末日就到了。

“但是，其中一位先生的双手已经扼住K的咽喉，另外一个便把屠刀深深地戳进K的心脏……‘像一条狗似的！’K说，好象他人虽然死了，而这种耻辱却依然存在于人间。”

《审判》完成了，它似乎并被给卡夫卡带来过多的兴奋，甚至也没有预期的声誉，尽管它很快就被读者和评论家看成是他绝对重要的一个作品。《审判》消耗了卡夫卡太多的精力，也使他想到了许许多多的人事。但这些带着歉疚或负罪意识的想法，与《审判》里潜伏着的更加明显的悖论，只不过依旧还是那个神经质和反抗“原罪”的卡夫卡。

卡夫卡在1914年完成的重要作品还有短篇小说《在流行营》，是在《审判》写完之前完成的。尽管卡夫卡本人对这个作品并不十分满意，但就整体来看，它依然可以看成是卡夫卡那个时期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虽然前面我们已经粗略提到了这个短篇的主题和故事梗概，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在这里更详细地解读一下这个小说。卡夫卡在创作这个小说时，以接近加缪“局外人”的冷静和深刻，对那个时代狂热的战争进行了批判，揭示了人性的扭曲和整个人类生存状态的认识和审察。这个小说与《审判》有着同样的蕴涵，那就是“不由分说”的审判和判决，并挖掘出了隐藏在这些审判和判决背后的“悬而未决”。这更加突出了卡夫卡灵魂深处一直存在着的生存恐惧和存在性不安，并从这个人类的命运这个大前提和角度来进行深刻的批判和反思，是一部十分重要的作品。作品中，卡夫卡描写的那架貌似以公正为宗旨，技术性能高度精密的军用行刑机器，其实是一架残忍的、荒谬的杀人机器。操作这架机器，也就是执行行刑任务的军官是“不由分说”的法律程序的绝对忠实的“奴隶”，他最乐意进行的杀戮方式就是用这架机器在犯人的身上刻十二个小时的花纹，显然，这十二个小时对犯人的折磨使他获得了巨大的快感，然后才让犯人在极度痛苦中慢慢死去，而更令人发指的是，这种行为被执行者当成艺术来操作和欣赏。而躺在行刑机器上的犯人却不知道法庭是如何对他进行宣判的，其实也就是不知道自己被判决了，也就不知道自己所获什么罪，被执行的是什么刑罚，也就不可能为自己辩护，更不可能找辩护律师，他只有在行刑军官残忍而变态的折磨中，才意识到自己所获得的是死刑的惩罚和在痛苦挣扎中咽下最后一口气。小说最绝妙的地方在于，当新来的行刑军官，即新来的司令宣布废除这个酷刑的时候，这个狂热的操作者则躺在行刑机器上，说要亲自体验和接受这种酷刑。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亲自“体验”行刑机器执行刑罚的军官，是被一种来自“局外人”的讽刺和批驳所影响，他除了变态的心理之外，是要通过自己在行刑机上的实验，来证明这种酷刑的合理性和“人性”化，从而认定他以及他所从属的法制机构所从事的这种司法行为的公正性，破除人们认为他们的行为是荒谬的看法。但结果却并没有按照这个为自己所信仰的司法制度所认定的那样发展，“局外人”并没有看到一出真正公正和人性化的演出，而是更加认定了这种行为的残酷和荒谬，那个军官不仅被行刑机器分裂，杀死，而且更进一步揭示了这种“不由分说”的审判和判决的恐怖和怪异。

卡夫卡写道：“……耙子不写字，它只在扎，床不滚动身体，而是只将身体颤悠悠送到针尖上去。……他伸出双手。可是这是耙子连同被叉在上面的身体已经爱向上升起，这在以往是耙子在第十二个小时的时候才做的事。……如今这最后一个动作不灵了，身体无法脱离长针被悬在坑的上空。……被判决的人简直是转过身去了，旅行家不得不走到他们那边，强迫他们向军官头部那边走去。这当儿，他们几乎是不由自主地看了看尸体的脸部。这张脸就和活着时的脸一样，看不出什么许诺的灵魂得到拯救的征兆。所有其他人曾在这台机器上所发现过的东西，军官并没有发现。他双唇紧紧挤压在一起，两只眼睛睁开着，露出生命的神态，目光平静而自信。大铁针的针尖穿过其额头。”（见《卡夫卡集》 《在流刑营》 第133页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14年是卡夫卡文学创作丰收的一年。没多久，即1915年初，他重新与菲莉斯相会，爱情再一次抓住了这个孤独、需要被拯救却永远惴惴不安的男人，让他暂时离开了让他亢奋，却又耗损他精力和健康的文学创作。于是，1915年1916年两年的时间里，他的创作几乎交了白卷。在1916年年底，尽管和菲莉斯再次恋爱，但好景并不长，两人再次发生了巨大的分歧，彼此埋怨指责。

从1916年11月到1917年整个上半年，卡夫卡再次进入了创作的丰收期。在他妹妹奥特拉的帮助下，他住进了她提供的一间租住的房子。就是在这间屋子里，卡夫卡写出了以下作品：

《猎人格拉胡斯》《骑桶者》《桥》《豺狗和阿拉伯人》《新律师》《乡村医生》《邻人》《中国长城建造时》《在胡同里》《往事一页》《在马戏团顶层楼座》《视察矿区》《十一个儿子》《杂种》《致科学院的报告》等短篇小说，以及一个未完成的剧本《守墓人》。

这些短篇小说中最为重要的是《乡村医生》，也是这个短篇小说集的总集名。《乡村医生》在卡夫卡的创作经历中，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作品。它继承了卡夫卡小说的荒诞和非理性特征，是卡夫卡长期进行的哲学思考的结晶，而且十分准确地呈现出卡夫卡极为复杂和深刻的生命特质，比如人强烈的孤独感，而这种孤独感觉和陌生感，一直是卡夫卡所耿耿于怀的，自然，他会在这样的一个作品中全力去描写，并按照这样的一条线索写下去。尽管它在这个集子中带着浓厚的梦幻色彩，并呈现出独特而引人思索的“隐喻”特征，但它不像其他作品那样晦涩难懂，却非常深奥。

我们不妨再次来读读这个短篇。

医生在准备出诊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马被冻死了，他令女仆到邻居家去借马，不料却从猪圈里冲出了两匹高头大马。这让医生感到非常奇怪。更让他不解的是，当他赶到十里外的村子，见到那个病人，即一个少年时，这少年却声称自己没病。医生自然不会为这样的事感到高兴，但也无奈，只好打道回府，但正他要离开这个“健康”的少年时，却发现他的腰上有一个碗口大小的伤口。医生就是医生，尽管他开初听到的是谎言，但一见到病人的伤口，出于职业的习惯，他立即决定替他治疗。但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正当医生准备救治时，病人却叫来了亲友，这些人将医生掀翻在地，在病人的眼皮子底下将医生的衣服剥光，还将他暴打了一顿。这时，医生的两匹高头大马出现在窗口，并将头伸了进来。医生见状，赶紧跳起来，纵身跃出窗外，但他的衣服却钩在马车的尾部，医生伸出手起拿，却怎么也够不着，而两匹高头大马却不肯快跑，只在冰雪中慢腾腾地磨蹭着。而此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很多是医生的病人，但他们只是冷漠地在一边观望着，如同看热闹或稀罕，但就是没人肯上来帮忙，任凭赤身裸体的医生在雪地里折腾着。而此刻焦急万分的医生，心里还惦记着家中的那个女仆，也许她正遭到那个色胆包天的车夫的糟蹋，而这两匹从猪圈里冲出来的高头大马的磨蹭，恰巧为车夫的性侵犯提供了足够的时间。一种被人遗弃，被人捉弄的愤怒和陌生感袭击了医生的身心，他于是“坐着尘世的马车，套着非尘世的马，迷途知返”，而且大呼“上当了”“受骗了”。卡夫卡巧妙的处理，就是将这种冰冷的孤独感和陌生感转变成了梦境，幻觉。医生是一个善良而有职业道德的人，他除了治病之外，还有拯救人心灵的高尚情操。但是，他这种情操的人，在很多世俗中人看来，已经完全不合适宜，处于被社会淘汰的边缘，他们的价值观完全淹没了医生传统的价值观，进而变得极为冷漠和陌生，甚至是自私和卑劣，医生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自然就成了笑料，也得不到社会的认同和尊重，哪怕他们曾经是被医生治疗和拯救过的病人，如此而来，医生就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感觉自己“上当受骗”了，他的生活和处境自然就显得尴尬，他仿佛也成了社会中一个无足轻重的多余的人，他和社会中人相互之间都感到极度的陌生。“我那些手脚灵活的病人都不肯助我一臂之力。受骗了！受骗了！只要有一次听信深夜急诊的骗人的铃声——这就永远无法挽回。”读来，真让人心冷，这个短篇小说被卡夫卡自己首肯，以为是他自己觉得比较满意的一篇。他在1917年9月25日的日记中谈到了《乡村医生》：

“一时的满足我还能从像《乡村医生》那样的作品中获得，前提是，这样的作品要能够写成功（机会飘忽不定）。至于幸福，却只有在我能够将世界升华到纯洁、真实、不变的境界时才能获得。”（见《卡夫卡集》《卡夫卡日记》第547页，上海远东出版社）

值得注意的是，卡夫卡在即将出版的小说集《乡村医生》的扉页上题词：“献给我的父亲”。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卡夫卡。

1917年7月，卡夫卡又回到了“带爪子的小母亲”的布拉格。他又开始了一种较为世俗化的生活，主要是他在策划着与他最亲爱的菲莉斯的婚姻大事。尽管这段时间里，他的创作暂时没被提上议事日程，但他仍然以文学家的头脑在思考问题，琢磨着新的创作方式。在这年的10月8日的日记中，他写道：

“狄更斯的《科波菲尔》（《司炉》就是对狄更斯的不加掩饰的模仿；已计划的长篇小说更是如此）。箱子的故事，施福者与施魔者、下等劳动、农庄上的女情人、肮脏的房舍等等，首先是方法。我现在看清楚了，我原来的打算是写一部狄更斯式的长篇小说，只是用我取自时代的更强的烛光和用我自身较弱的微光来丰富它。狄更斯的作品是富源和毫无阻挡的巨流，不过随之而来也有一些无力得可怕的场合，他只是疲惫地将已经获得的东西搅和一番。毫无意义的整体给人以野蛮的印象。显然，多亏我缺乏魄力和由于模仿所受到的教训才避免了这样的野蛮。被感情所淹没的表情背后是冷酷……”

这则日记至少为我们提供当时那种被婚姻所干扰的情形下，他对自己创作的某些认识，尤其是他诚实地道出了他毫无节制和隐讳的对文学家狄更斯的模仿，可以看出他的性情的真实一面。同时，在这段时间里，他思想的头脑没有停止运行，在1918年2月4日的日记中，他记载了他的思想火花，现在此摘录部分。

“长时间躺着，睡不着，斗争意识产生了。”

“在一个谎言的世界上，谎言不会被其对立面赶出这个世界，而只有一个真理的世界才会被赶走。”

“永恒可不是时间上的静止。”

“在永恒的概念上令人烦难的是：那种我们无法理解的解释必须在永恒中经历时间并从中得出我们自己的合理解释，就像我们这样。”

“一代一代的链条不是你本质的链条，但却是现存的各种关系。——哪些关系？——代代的死亡就像你一生的一个个瞬间。——区别就在这里面。”

“生活叫做：置身于生活之中，用我们在其中创造了生活的眼光看生活。”

“你在某种意义上否定了这个世界的存在。你把生存解释为一种休息，一种运动中的休息。”

“你能够遏制世界的苦难，这是你份内的事，也是符合你天性的，但也许还是这种遏止是你唯一能够避免的苦难。”

“在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写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在我的手杖上写着：一些障碍在粉碎我。共同的是‘一切’。”

“我从生活的需要方面压根儿什么都没有带来，就我所知，我与生俱来拥有的仅仅是人类的普遍弱点。我用这种弱点（从这一点上说，那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将我时代的消极的东西狠狠地吸收进来。这个时代与我可贴近呢，我从未与之斗争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倒有资格代表它。对于这个时代的那微不足道的积极东西，以及对于那成为另一极端、反而变成积极的消极事物，我一份遗产也没有。”

在卡夫卡著名的“八开本笔记”中，像这样闪耀着思想火花的章句非常多，当然，也包括令很多读者感兴趣的那些箴言。这是卡夫卡小说创作之外的创作，是一笔属于卡夫卡的财富，也是研究卡夫卡文学创作和思想的重要文献资料。

1919年，卡夫卡与一个叫尤丽叶的女人在他的生日那天订婚，并宣布了结婚的预告，但就在他们的婚姻即将成为现实的前两天，两人发现他们租借的那套房子已经被租出去了，这个不大不小的变故却严重地影响了两人的情绪和对婚姻的看法，尤其是影响了卡夫卡，于是，一个令人费解的结局出现了，卡夫卡的第三次婚约就这样宣告失败，尽管两人并没有正式宣布解除婚约，最终还是不了了之。很快地，卡夫卡又遇到了他生命里极为重要的另外一个女人密伦娜。

1919年10月，短篇小说集《乡村医生》和《在流放地》出版。但就在他将新出版的作品按习惯要送给父亲时，却又一次遭到了父亲的冷漠对待：“把它当在床头柜上！”屡次受到伤害的卡夫卡感到伤心和愤怒，也直接导致了他在这年的11月写下了那封长达三万五千字的《致父亲》的长信。关于这封信和卡夫卡父子俩的关系，前面的章节已提到过，在此不再赘述。

与密伦娜的交往并不长久，很快，他在退出了密伦娜的关系之后，再次回到了他最熟悉，最驾轻就熟的文学世界里，忍受着疾病带给他的无以抑制的折磨和绝望，开始了新一轮的创作。从1920年8月底开始，他开始创作他最后一部也是最为重要的长篇小说《城堡》。在此期间，他还创作了《城徽》《我们的法律》《海神波塞冬》《兀鹰》等短篇小说，只是这些短篇小说，就成就来说，没有达到前一段时期的短篇小说的高度。卡夫卡时下也许没有更多的心力来关注他的文学创作，病情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致使他不得不分出心来，为自己羸弱的躯体增加抵抗疾病的力量。但是，长期以来的文学创作和对尘世的恐惧陌生等情绪，摧毁了卡夫卡“最瘦”的肉体，而在病痛治疗过程中，与医生的照面，与更多患者的照面，与战乱不断的世界的照面，使他的恐惧心理更加严重。当肺结核已经成为致命的病因时，更残酷的打击接踵而至，那就是，他还感染了双侧肺炎，这更进一步加深了卡夫卡的恐惧意识。也许让别人，让读者们感到欣慰的是，屡次敦促卡夫卡去接受更进一步的检查，并检查出双侧肺炎感染的人，正是他的父亲赫尔曼。但卡夫卡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有意，还是无意？）这一点，就在检查出双侧肺炎感染后不久，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关于疾病本身的恐惧不如关于母亲、父亲、上级以及所有其他人的恐惧。”这样看来，卡夫卡恐惧一切，但其恐惧的中心还是人！整个人类都让他感到恐惧，也许，这种情况也是当时那个时代的整个犹太人共同的恐惧，卡夫卡只不过是他们中最为显著的一个例子。

这个孤独、恐惧到极点的人，在1922年2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过去没落的原因是否仅仅确系极端的自私自利，确系那围绕着我的恐惧，诚非围绕更高的‘我’的恐惧，而是围绕着我那平庸的舒适感的恐惧。这念头是如此确定不疑，以致我从我自身派生出了复仇者……”

在这年的5月19日的日记写道：

“两个人在一起时他觉得比一个人时更孤单。如果他同一个人在一起凑成了两个人，那第二个人将会来抓他，而他将只能听任摆布。在他一个人的时候，尽管整个人都来抓他，但无数伸出来的胳膊将互相纠缠，于是一个也抓不着他。”

在孤单、恐惧、陌生和疾病的压迫下，卡夫卡依旧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在这一年，也就是1922年2月开始，卡夫卡又相继创作了他生命的晚期极为重要的几个短篇小说：《最初的悲伤》《突然出走》《律师》《饥饿艺术家》。在这些作品中，《饥饿艺术家》最为成功，卡夫卡自己也比较满意，是他在遗嘱中要求保留的作品之一。

“……我所写的一切只有印成书的有效：《判决》、《司炉》、《变形记》、《在流刑营》、《乡村医生》和故事《饥饿艺术家》（那几本《观察》可以保留，我不愿麻烦任何人花费力气把它们捣烂做纸浆，但是不可将任何作品重新付印）。我说那五本书和那篇故事有效，并不是说，我希望重印并留传后世。恰恰相反，如果他们完全遗失了，倒正合我本意。由于它们已经存在，我不想阻止任何有兴趣得到它们的人得到它们。……所有这一切必须毫无例外地烧毁，我请求你尽快去做。”（见《卡夫卡集》《致马克斯·勃罗德》 第454页，上海远东出版社）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饥饿艺术家》。

卡夫卡是个“饥饿”的人，饥饿与孤独、恐惧、陌生、神经质、不安、多疑等元素组成了卡夫卡的生命“图像”。在他看来，饥饿不仅是所有艺术家的“艺术”和“生命”，也是属于他卡夫卡的艺术，是他极大的乐趣和绝望。其实，肉体的饥饿仅仅是一种表象，或者说是用来进行“表演”或码文字的噱头，并非是真正的“艺术”，而饥饿的本质在成为悖论的时候，也成为所有艺术家共同的命运和特质，再也没有比“饥饿”这两个字更能概括卡夫卡及一切文学家艺术家内心的空虚、焦躁、恐惧、不安和寂寞了。如果我们抛开《饥饿艺术家》，引申到物质利益上去，物质上的贫困也是的大部分艺术家共同的命运，但这贫穷的物质和富有的所谓精神，似乎又组成了一组悖论，一方面，物质不会太亲近文学艺术，否则，文学艺术就成为物质的牺牲品，因而清贫就是文学艺术存在的“前提”和“结果”；另一方面，清贫又不是任何一个艺术家文学家的绝对追求，也就是说，追求更高的精神享受，并不意味着就是追求贫穷，但清贫是事实，消耗着文学家艺术家的身体和生命，也嘲笑着他们的作品，从某种角度来看，就是通过物质嘲笑过，并否定他们单纯的精神追求。那饥饿艺术家呢？同样也是这个道理，饥饿否定了艺术家的生活和表演艺术，对他们的生命也构成了绝对的威胁，同时，饥饿作为艺术家的“艺术”，是一种表现形式，即大众表演，是艺术家生存的基础。如此一来，矛盾又形成了，我们津津乐道的“悖论”就是这样产生的。

但饥饿表演得继续下去，艺术家渴望他的艺术达到他希望的境界，但每四十天一期的表演到期了，当一个经理前来，以隆重的仪式将他带出那个关闭着他的铁笼子时，他又非常恼火，因为他还没达到他艺术的最高境界，而他始终认为他的饥饿的表演水准还没完全发挥出来，而一到他的修炼即将达到一个至高境界的时候，却屡屡被中断，怎么不使他们感到愤怒呢？遗憾的是，在他的艺术境界还没到来的时候，时代却开始改变人们的喜好和思想，以前喜欢他这种饥饿表演的人们不再追捧他，他的这种艺术表演已经不再时髦，即使一个马戏团招聘了他，但他的观众却一天比一天少。“而饥饿艺术家却仍像他先前一度所梦想的那样继续饿下去，而且像他当年预言的那样，他长期进行饥饿表演毫不费劲。但是，没有人记天数，没有人，连饥饿艺术家都一点不知道他的成绩已经有多大，于是他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最终，这个无人再去欣赏其艺术表演的艺术家被彻底抛弃，无声无息地死去。他渴望人们的欣赏，但那只是过去的事。他并不是天生的就喜欢饥饿，他那么做，仅仅是因为生存，用“饥饿”进行表演获得生存的保障，也就是说，他靠“饥饿”而活。临死前，当那个马戏团的管事偶然间在稻草堆里发现他，问他为什么不吃东西时，他吃力地说道：“因为我找不到适合我胃口的东西。如果我找到这样的食物，请相信，我不会这样惊扰大家的视听，并像你和大家一样，吃得饱饱的。”然后，他就在极度的饥饿和绝望中，离开了人世。

我们不难从饥饿艺术家身上找到卡夫卡的气味和影子，其实，卡夫卡自己也是一个“饥饿”者，他无法在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他没有身份，这个世界只使他感到陌生和恐惧，他折磨着世界世界也折磨着他，他控诉自己也控诉环境，任何一个人都使他感到恐惧，没有什么能使他生命的胃口好起来，他是误入这个纷乱的世界的，没有人接受他，他的精神和灵魂都是饥饿的。人类永远只能接受一个个所谓的新鲜事物，像卡夫卡和饥饿艺术家这样的人，最终的结果就是被抛弃，在绝望中死去。当然，我们并不是要求卡夫卡与饥饿艺术家融为一体，或者让卡夫卡“对号入座”，卡夫卡的很多作品都无法让人这么做。但卡夫卡本身所具有的“饥饿艺术家”的特质，使他选择的生存道路，他的心理特征，以及最终的逝世，无不是作为一个极端的“饥饿艺术家”而存在的。

疾病在继续侵蚀着卡夫卡的肉体，他的创作也在与疾病进行着殊死的搏斗。从1922年2月开始，重新开始《城堡》的写作，那时他已经回到了布拉格。到了6月，随着病情的日益加重，他被医生鉴定为丧失了工作能力。这就意味着，他必须放弃文学创作，甚至，即使他全然放弃了写作，也不会有好的结果。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他的生命。月底，他到了波希米亚森林中的普拉纳，一直住到9月，这期间他一直在创作《城堡》，照料他的是奥特拉，他的妹妹。

这年的9月22日，卡夫卡又回到了布拉格，相继创作了《夫妇》《算了吧》《关于譬喻》等短篇小说。但肠道感染的疾病再次中断了他这一系列创作。

1923年的夏天，卡夫卡与他的大妹妹艾莉及其两个孩子去波罗的海海宾胜地米里茨疗养。在度假村的厨房里，他结识了一个叫多拉·笛雅梦特的犹太女人。两人很快就坠入了爱河。这是一个深深地爱着卡夫卡的善良的姑娘。但爱情仍然没有能让卡夫卡改变他一贯的对世界的看法和态度，尽管他觉得他从各个方面都获得了解放，并且不顾父母的反对，很快就搬到柏林，多拉已经在这里和他开始了爱情的旅程，他离开布拉格，来到这里，为的是使爱情进一步升温。而这次鼓励卡夫卡真正进入多拉爱情世界的，依旧是他的妹妹奥特拉的坚决支持。另外，他开始了新的生活，也暂时缓解了他的孤独情绪和恐惧心理，遗憾的是，这写都没有使他的身体好转，从他整个情感经历和疾病长时期的折磨来看，他与多拉的这场动人的爱情，怎么看都是卡夫卡生命终结前的“回光返照”。

在柏林这段时间里，卡夫卡又一次进入了良好的写作状态，写出了《一个小妇人》《地洞》《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其中《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是卡夫卡生命中的最后篇章。这个作品继承了卡夫卡始终追求的对不幸民族的深沉的关切这个主题，并将这个题旨与不幸的艺术家及其艺术联系起来进行深刻的思索。卡夫卡永远忘不了他是犹太人，而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女人也是犹太人，他通过这个作品，从更深的层次触及到了他的这个至亲民族以及犹太教，可以说是他灵魂的一次接近彻底的皈依。这个时期的卡夫卡已经预示到了他的生命即将走到末路，但他的心灵是向着他那个多灾多难的犹太民族的，并利用他最后的一丝力气，去关怀这个不幸的民族，而在这种深切的关怀中，他将自己溶入进去，让他的形象在这个主题光环下，获得重生的机会。而让他如此拼尽生命中的余量创作这个小说的，是那个深深地爱着他的女人多拉，是她陪伴他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卡夫卡最后倾注的对犹太民族的情感，自然也包括了这个多情而善良的女子。

在《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中，卡夫卡写道：

“……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永恒的历史中，她不过是一段小小的插曲而已，而这个民族终将弥补这个损失……我们也许根本不会失去很多东西，约瑟芬倒是会幸运地消失在我们这个民族无数英雄的行列里，摆脱了尘世的烦恼，而按照她的看法，凡是出类拔萃者都得经受这种尘世的烦恼；由于我们并不推动历史，因此她不久就将像她所有的兄弟一样，升华超脱，并被遗忘。”

自此作品之后，直到去世，卡夫卡没再写出任何作品。

也许，文学创作也并不能真正使他感到快乐，得到解脱，换句话说，创作也是一种受难行为，是一种态度。他对受难的感受在他的《箴言》中写得很明白，那我就以这段“箴言”来结束本章的论述吧。

“受难是这个世界的积极因素，是的，它是这个世界和积极因素并肩的唯一联系。”

“只有在这里，受难就是受难。那些在这里受难的人并非在别的地方会由于这种受难而升腾，而是：在这个世界上被称为受难的事，在另一个世界上（一成不变，仅仅摆脱了它的反面）是极乐。”（见《卡夫卡集》《箴言》第231页，上海远东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