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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历来都被看成是一个对尘世有着极端陌生感的人，孤独成了他生命中的标签，而且他恐惧所有人，包括亲人，朋友，同事，甚至所爱的人。但无论怎么说，作为天下饮食男女者之一，卡夫卡不可能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他是个男人，男人的世界里不可能缺少女人，一旦女人不光顾男人的生活，那这种生活就不是“健全”人格所具有的生活，因此，卡夫卡的生活里从不缺少女人，除了他的童年（母爱的缺席，一个家庭最“大”的女性力量的移位）和进入创作状态时，甚至可以说，卡夫卡从来就不曾在他的爱情世界里让女人缺席，我们不能单单从一个从小就缺乏母爱而导致其成年后狂热地渴望母性的关爱来看卡夫卡有些偏执和奇怪的情感生活，自然，也不能抛开他童年的经历而单从成人后的情感经历去看待他的爱情，其实，作为一个男人，痴情与女人，或没有女人根本就活不下去，是极其正常的，是男人的天性使然，况且卡夫卡还是一个多愁善感的男人，一个文人，他比一般作为粗人形象在世上滚打摸爬的男人更容易从感性的角度去认识和亲近女人，他的某些想法和举动可能比一般自我感觉良好、甚至是真正意义上有教养和高雅的男人更能吸引女人的注意和好感。卡夫卡自称是他见过的男人中最瘦的，他的外表似乎达不到传统男人的标准。但外形毕竟是外在的，只能当做参考，除了那些头脑简单或长了脑袋却不长“脑袋”的女人才一门心思只看男人的那张脸和身块，所以读过博士，后又成了文学家的卡夫卡自然也会有女人缘，至于他的招数，可能只有他自己才最清楚。但话又说回来了，除了精神追求、心灵的感应等带有诗意化的说法之外，男人追求女人，性的因素也往往起着决定作用，甚至可以这么说，性是爱情之母！没有性的爱情，很难成立。经验告诉我们，脸蛋、身材和性，是男人获取女人之心的三大法宝，也就是说，男人对女人外表和性能力的要求，远远超过女人对男人外表和性能力的要求（当然，在当今社会里，性能力已经成为男女共同的苛刻，无数离婚者的主因，大抵就是性能力出了故障，而且出故障者往往多为男性，这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包含了心理和生理两个原因，但这不是本书阐述的重点，姑且一笔带过吧）。任何一个男人，甭管他修养和学识多么的高，在美女面前，几乎没有不嘴馋心软身子热的，至于没有闹出绯闻，没造成夫妻离婚，大概有如下的原因：一是这些男人有色心，却没色胆，由老婆监管着，无法动弹，二是被身份所囿，被一张到了棺材都还要化妆（死要面子！但事实证明，死要面子的这类所谓的有身份的人，往往最不要脸！）的“脸”给桎梏着，身心皆奈何不得！三是有真正修养者，真正的德高望重者，真正的正人君子，被自己的修养所抬升，自然不能与风流美女做下苟且之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老婆之外的美女面前不心花怒放。其实，这些也都极为正常，天性也！卡夫卡自然也不例外，这也是引起我极大兴趣，专门列出一个章节来写写他的爱情的主要原因。可以这么说，卡夫卡是一个极为痴情于爱情与性生活，又绝对花里胡哨，三心二意，心猿意马，喜新厌旧，甚至在性与爱方面都表现得有些浅薄的男人。他整个身心都倾向于“柔软”（尽管有时在解读卡夫卡时，总觉得他是那种典型的“外柔内刚”型的男人，外表看起来荏弱，但心却很强硬，固执，不会轻易动情和改变已经做出的决定。他之所以在在父亲面前显得那么“渺小”，是被父亲彻底击败的一个人，而且在社会上也是充当了一个羸弱者的角色，但那仅仅是因为他父亲和社会过于强大，他无法撼动！假如，他的父亲不是那么一个暴君，他所处的那个社会没有那么无情地对待犹太民族呢？就很难说清楚了），但他把最柔软的部分让给了女人，尽管他在对待爱情和婚姻永远显得那么随意，似乎有不尊重女人爱情和婚姻要求的嫌疑，甚至他最后“抛弃女人”真有点决绝的冷硬作风。但卡夫卡就是卡夫卡，他苦难的生命进程中，至少在我看来还是有那么一道亮灿的风景的，那就是几个女人和由这几个女人所给予他的爱情，卡夫卡实在应该适当地跳出他的天性、家庭和犹太人命运的“圈子”，用心品位和解读女人和爱情，让冰冷的世界也热乎那么一阵子，其实他也那么做了，但做得很不彻底，因为他是一个在成年堆里玩耍的孩子，因为他确实不容易“专一”。

本章所要讲的是卡夫卡生命中最后两个女人，一个是密伦娜，一个是多拉。

毫无疑问，与卡夫卡交道打得最长久，彼此相爱得深沉，差点就让卡夫卡成为一个家庭男人的女人是菲莉斯·鲍威尔。卡夫卡为他分的心是最多的，而且写了很多情真意切的书信，由此可以看出菲莉斯在他生命历程中，尤其是在渴望家庭方面的重要地位。但生活不仅开了卡夫卡的玩笑，也开了菲莉斯的玩笑，他们最终没有成为法律上承认的夫妻，订婚，解除婚约，再订婚，再解除，如此反复，除了说明两人藕断丝连，有一定的感情基础和彼此成为生理、心理和生活的需要之外，只能以他们彼此并不是互相信任，互相了解，互相担待，互相宽容的恋人，比如，他们经常吵架，特别是在1916年11月在慕尼黑，卡夫卡举办了一次重要的朗诵会，菲莉斯也去听了他的朗诵，但谁也没想到事后两人却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互相指责对方极端自私，结果两人不欢而散。1917年7月，两人再次订婚，但好景并没延续多久，两人却又因为很多并不重要的事情多次发生了冲突，互不相让，即使两人共同前往匈牙利旅行，也极为不顺利，一路上两人几乎都没给对方好脸色。卡夫卡告诉他的匈牙利诗人朋友福克斯说，他和自己的未婚妻又干架了，吵翻了天。看来，卡夫卡似乎并没有好的法子解决这些矛盾，甚至也没有心去解决，他告诉朋友自己与未婚妻吵架的事，充其量也只能说是他对两人爱情和婚姻还没有失败，但也没有多少信心。

最终，卡夫卡和菲莉斯的爱情和没有踏上红地毯的婚姻只能宣告失败，他本人似乎也并没表现出过度伤心和遗憾的样子来。没多久，他结识了一个叫尤丽叶的女人，但他们那种半死不活的，不了了之的爱情，最终也没有结果。这多半还是由卡夫卡自己造成的，他的洛维家族的气质和文人气质共同主宰了他，决定了他的意志去向，但他毕竟是处理这类情感事件的能手，尽管他会感到伤感，会写出一些忧伤的文字。而就在他还没完全与尤丽叶断绝爱情关系的时候，在什累申，他又认识了一个犹太姑娘，并赢得了他男人的欢心，鸿雁传书成了他们之间最主要的交际方式。卡夫卡也不是不爱她，但也不是全然爱她，就这么在文字的点拨或述说中，他在纸张上和文字里发泄着他的情欲和由所剩无几的青春带给他的焦躁和“失态”。他们这种极为老套但很具有雅人行为的通信方式，却维持了三年之久，这恐怕也只有卡夫卡式的人，才做得这么好。

我不是带着责难或更严重的谴责方式在说爱情场上的卡夫卡（其实，我觉得那是极聪明的行为。尽管很多人总结了爱情中的男人女人的心理和行为后说，爱情使男人越来越愚蠢，使女人越来越聪明，我看不尽然，卡夫卡在风流场上都从来不是一个愚蠢者的，虽然他的婚姻实在是极不成功），而是更愿意带着戏谑、调侃或幽默的方式说说卡夫卡的情感生涯，即，话题不能过于沉重，但也不能过于轻松。卡夫卡大概也是这么对待他的爱情和婚姻的，但卡夫卡外在表现形式上与他内在的心理确实反差极大，比如，他在大大小小的场合里的高声说话，言辞锋利，见解独特，甚至不加掩饰的哈哈大笑，在很多人看来，也仅仅是表象，他们很难将他同调侃、幽默等因素联系起来，但他确实又是在调侃人生、爱情和婚姻。我的意思是，在和什累申的这个姑娘还在火热情绪中通信，好得不明不白的时候，他已经开始与另一个女人打上了交道，那就是密伦娜·耶申斯卡。就我本人看来，这个女人应该是卡夫卡爱情世界中最重要的一个女人，尽管他们交往的时间就半年多一点，但就整体来说，她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女人对卡夫卡产生的强大的影响和刺激。

密伦娜是一个充满了激情和活力的女人，一个对社会人生见解独到的作家。她出生在布拉格一个古老的捷克家庭，而这个家庭成员的血液里几乎都流淌着激情的血液，骨子里浸透着一个重要的传统，那就是传统的捷克家庭共有的爱国情结。她的家族在布拉格非常有影响力，地位显赫，而她的一位祖先曾经因为反对当时的哈布斯王室对捷克民族的奴役而被判处极刑，这显然是她那个家族的悲剧，但毫无疑问，也是家族的光荣。承接了这份光荣，后来，她家族的祖姓被用拉丁文刻在布拉格旧市政大厅的青铜牌上。密伦娜不仅继承了她家族高贵的血统，而且拥有一个新式女人所拥有的特征，那就是精力充沛，激情四溢，精神饱满，神采飞扬，而对感情，尤其是爱情充满了强烈的饥渴感和不竭的热情，开朗，大胆，勇敢，甘愿为情爱献身，但如果你以此就认为她是一个轻率和没有智慧的女人，那可是大错特错，实际上，她不仅聪慧，而且遇事冷静，沉着，反映敏捷，善于判断，敢于决断，而且在某种情形下又显得极为冷酷，极具人格魅力。一句话，不管是对友情，爱情，还是对事业，她都热情洋溢，慷慨大方，乐于助人。不过，据她朋友说，她又是一个对朋友爱唠叨和提出各种各样苛刻要求的女人。她年青的时候就是个无法控制自己欲望，挥霍无度的人，包括钱财、青春、情感和个人生活，即使后来成了作家，都无法停止她即兴发挥或处心积虑的挥霍。但这也不能说她没有能力把握和控制自己的情绪，相反，她向来有自己的主张，她认为她自己的情感和别人的情感都是一种必要的资本，当然，这些那些的资本统统都是由她支配，如果不这样，她就无以成为独特而又激情澎湃、个性张扬的密伦娜。

但密伦娜的家庭和童年生活看起来也并不美满和幸福。在她十三岁的时候，母亲去世。她的父亲是布拉格捷克大学的教授，激进的捷克民族主义者，一名外科医生，但他的修养，尤其是他的性格并不像他的头衔和职称所标榜的高级知识分子那样，他对女儿密伦娜在生活上的关心太少，处于不痛不痒的那种状态，而在管教女儿方面，也显得极为没有耐心和简单粗暴。这使年少时期的密伦娜受到了极大的伤害。面对这个家庭专制的冷血者和“暴君”，密伦娜的感觉与卡夫卡有相似的地方。这也是后来两人交往，有共同语言，能互相倾诉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家庭的冷酷和童年的不幸生活，并没有使密伦娜消沉，相反，不幸的生活磨练了她的意志，使她有充足的心理准备和勇气面对残酷的现实。最为重要的是，她是一个开朗勇敢，热情奔放，聪明能干的女人，她有自己热爱的事业，也积极追求自己的爱情，同时也热情地参与共产主义运动。因此，即使在参加正义事业的同时，她依旧不忘“挥霍”着她旺盛的精力，大胆而不停地追求理想中的爱情，换句话所，他的男朋友很多，卡夫卡只是其中之一。可以想象，像密伦娜这样的女人，她的爱情应该是很有档次的，她的个人魅力征服了很多男人，包括伏契克（著名的捷克爱国者，《绞刑架下的报告》的作者。作者注）。我曾经听到过某教授在讲授密伦娜的爱情故事时，带着揶揄、嘲讽、批判、反感的语气，在这位老先生看来，一个革命者，如果男朋友众多，即使那些男人都是真正的革命者，是知识界精英，是作家诗人，但都是极不妥当的，有辱革命者和卡夫卡声誉的。如此看问题，其实也无可厚非，只是那老人家说谁谁辱没了谁谁的名声，我看是他心理阴暗所致。后来，也就是在1940年，密伦娜被捕，被关在纳粹德国的集中营。于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人的人格魅力在众人中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就在那个犹太人的坟墓，无数生命被研为齑粉的地方，密伦娜以她的才华、气质和精神，鼓舞了那些身心遭受严重摧残的难友，她是他们的精神支柱，是他们的梦和温暖，即使是死亡降临，她也是能给予他们慰藉，指给他们天堂之路的人。

在密伦娜的爱情故事中，出现了一个叫埃伦斯特·波拉克的男人，这是一个犹太作家。密伦娜的热情奔放和狂放浪漫的性格与这位作家的性格极为合拍，两人坠入了爱河，并很快就准备结婚，但遭到密伦娜那个做外科医生的父亲的强烈反对。这位粗暴的捷克民主主义者立即释放了他的暴君能量，强行将自己的女儿关进了精神病院，理由是，她病情非常严重，必须进行治疗。但这没有用，密伦娜在后来出了精神病院后，并没有被父亲的粗暴所吓倒，而是毅然选择与波拉克相爱，密谋私奔，去了大城市维也纳。这种与父亲的原则背道而驰的行为，极大地震怒了父亲，他很快就宣布断绝了与女儿的父女关系，将他的粗暴和专制进行到底。后来的事实证明，密伦娜的眼光并不准确，与波拉克的结婚也显得有些草率，尽管他父亲或许是出于一个专制者的粗暴和家长作风而反对她与波拉克结婚，并不是他眼光犀利，真的就看穿了波拉克的真实面目，但就反对两人结合这件事上本身来看，这个大学教授是没错的，至少他作为父亲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他毕竟在社会现实中，在大学圈子中已经见识太多，什么人的嘴脸还是能甄别一、二的。而婚后的密伦娜也才发现自己选错了人，这个叫波拉克的犹太作家，其实是一个薄情者，三心二意者，他最龌龊最卑劣的行为，就是将自己对妻子的不忠公开化，而且将她排斥在他的精神和社交圈子之外。尽管年轻时代的密伦娜拥有众多的追随着，而且很多都是优秀的男人，但对于爱情和婚姻，她显然还是看得很重的，爱情就是她生命的全部。这场婚姻的打击使她感到孤独和冷清，也有些许的愤怒。为了派遣孤独和寂寞，她经常参加维也纳的文学沙龙，希冀在那里找到快乐，或者发泄一番情绪。说起文学或其他的什么沙龙，熟悉它们的人，都不以为然，不熟悉的人，多半会以为那是一个充满么活力、洁净、浪漫、文学和艺术、才子和佳人、梦和精神的地方，其实不尽然，维也纳的文学沙龙，跟世界上其他的这样那样的沙龙没什么两样，那种地方虽然不能等同于社会上的肮脏下流的处所，却也是一个充满了精神暴力、色情、龌龊、文学与堕落、才子与流氓共处的地方，说句严重的话，在那个地方，什么人都会原形毕露。当然，真正的才情者也是有的，那就看是在什么情形下出现，而他们又充当了什么角色而已。密伦娜是个有抱负的却又不愿受羁绊的女人，年轻时在布拉格那种有理想、有追求、热情洋溢的生活场景还时时在她脑中闪现，而现在面对文学沙龙里的乌烟瘴气，她极不适应，感到极度寂寞、失望和痛苦，内心极为空虚，甚至到了只能用可卡因来麻醉自己神经的地步。就在这种情形下，她认识了卡夫卡，并很快就开始了通信。

在一封信中，卡夫卡写道：

“当我从大信封中抽出这个本子时，我几乎绝望了。我想听您说话，而不是想听那种从就沟壑中冒出的我已经熟悉了的声音。这声音为什么要插入我们中间呢？直到后来我突然想起，这声音曾在我们之间起过媒介作用。此外，您对自己下了那么大的功夫，这使我功能到难以理解；而您怀着如此真诚的感情做了这件事，这又使我非常感动。您来回调整句子的顺序，您这真诚的感情显示出的可能性和美妙的、天然的合理性，使我在捷克语中发现了一个新的天地……有好几次我曾想问您，您为何不试试用捷克语给我写封信来。我并不是说您的德语不熟练……我想读您用捷克语写的东西，是因为它是您的母语，在那里密伦娜才是完美无缺的（您的翻译已经证实了这点）；而在这里，即在您写的德语里，则只有来自维也纳、或者为维也纳准备的那一部分密伦娜。因此用捷克语来写吧，我请求您……您问我订婚的事。我曾两次（说具体点是三次，因为两次与同一姑娘）订婚，三次解月十都离结婚只有几天……总之，我从这里和别的地方都发现，男人在这种情况下遭罪更多，或者说（如果要那么看的话）比女人更缺乏抗拒的能力；女人都总是无辜地受罪，诚然，不是说她们对此“无能为力”，而是说，从最本质的意义上讲，这显然最终仍要汇入到“无能为力”之中去的。再说，反复思索这些事是没用的。就好比您费尽力气要打烂地狱里的锅炉一样。首先，这是办不到的；其次，即使办到了，砸锅炉者虽然在飞流而出的热气体中焚为灰烬，地狱却仍丝毫不为所动，堂而皇之地照样存在……不管怎么说，首先应该在一个花园里躺下，尽可能地享受这疾病（特别是假如这不是真病的话）的甜美。这里面有许多甜美的滋味呢。”（见《卡夫卡集》《致密伦娜》第412-414页，上海远东出版社）

这年的卡夫卡37岁，而密伦娜25岁，是一个年轻的少妇。经受过婚姻失败的两个人很快就擦出了爱情的火花。我们知道，密伦娜是一个无拘无束，不喜欢被羁绊的女人，那她和卡夫卡的交往中，自然就体现出她显著的性格特点，那就是：热情、积极、主动。她在与卡夫卡的通信过程中，就确认地自己对他的爱情立场，因而这种主动积极的进攻自然是非常热烈的，甚至是猛烈的，而且带着足够的狡猾。这使卡夫卡措手不及。密伦娜虽然没有卡夫卡年龄大，但在谈情说爱方面，却远比卡夫卡富有经验，也比他高明。而且，密伦娜在激情张扬的时候，是从不知道后退的，她会极力将激情喷发出去，不加任何思索，也不大计较后果，仅凭感觉和感情做事，甚至不惜一切手段，只要能达到自己的爱情的要求和目的。所以，可怜的卡夫卡几乎没有还击的可能。密伦娜实在是太急切和充满活力了。她最大的成功是在米兰，也就是卡夫卡在米兰的最后一星期里，她成功地阻止了已经迷上她的卡夫卡却又想逃跑的企图，很快地，他们去了维也纳，而在维也纳，两人打得火热，关系也更加密切。卡夫卡不得不惊诧这个女人在获得爱情方面的无穷的机心和不择手段，感觉到自己就是她的俘虏了。但卡夫卡也不是不喜欢这个女人，相反，他确实被她给迷住了，尽管那一星期的时间里，两人活像在做一桩游戏，或者根本就是在演戏。但卡夫卡骨子里的恐惧还是占了上风，他对爱情的渴望一点点被恐惧不安挤压着。在后来给密伦娜的信件中，卡夫卡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向她倾诉着内心的恐惧：

“你应当明白，密伦娜，我的年龄、我的暮气、特别是我的恐惧……”

“那些以呼喊开头的信……结尾总是给我以一种莫名的惊恐……恐惧之蛇一条条在你的头上抖动着，而盘在我头上的一定是更加凶险的恐惧之蛇。”

“你是犹太人啊，知道什么是恐惧……”

“我的本质就是：恐惧。”

“你也许已经发觉，我有几个夜晚不得安睡了。简单说来是‘恐惧’在作怪。这东西真弄得我失去了自己的意志，眼看它围着我抛来抛去。我不再知道上下左右……”

“这恐惧不断地告诉我必须承认这一点：密伦娜也是人。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使恐惧本身便得也易于理解了……这种恐惧并不是我私人的恐惧（当然它同时也是，而且就这点而言十分可怕），这也是自古以来一切信仰的恐惧。”

“由于我在维也纳的态度，你以恐惧的名义责备我是正当的，但它真正特别之处是，我不知道它的内在规律，只知道它卡着我的脖子的手，这才是我在任何时候所经历过的、或者所能经历过的最可怕的事情。”

“其实，我就是恐惧组成的。它也许是我身上最好的东西。”

等等。

但就在这一星期里，卡夫卡虽然在感受着他一如既往的恐惧，但内心还是甜蜜的，毕竟他也喜欢这个豪爽奔放的女人。密伦娜的不择手段其实也就是爱情的机智，说狠一点，无外就是一个女人的纠缠和“无赖”，加上一点女人的智慧而已，决不是如烟花场上的女人勾引男人那样。密伦娜是一个读过书的女人，一个作家，一个共产主义运动的积极分子，尽管那时卡夫卡还不能完全认识到密伦娜身份的政治意义，但他多少还是感受到了她的魅力，当然，这种魅力背后的寂寞和痛苦，也是容易感受到的。不过，卡夫卡毕竟在爱情方面头脑简单，他将密伦娜的进攻，她的爱情看得过于神圣，甚至成为他精神上的强大依赖。我们从他给密伦娜的信中就可见一斑。

“我困了，什么也不想知道，什么也不想，只想将我的脸埋到你怀里，感觉你那抚摸我的头的玉手，直到永远。”

“譬如昨天，整个晚上和半个夜间，我都是在与你对话中度过的。在这场对话中，我像一个孩子那样诚实、严肃，你像一个母亲那样宽容、严肃（在现实中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一个孩子或者这么一位母亲）。”

“我在你身边蹲了下去——好象你允许我这么做似的，把脸贴在你的手上。我是多么幸福！多么自豪！多么自由！多么强大！如同在家里一样，我总是这么说：如同在家里一样……”

卡夫卡犯了一个单纯的男子在一个颇有心机的女人面前的幼稚病，那就是自作多情或一厢情愿，他以为密伦娜的热情追求就是她甘愿为他卡夫卡付出一切的标志。很显然，卡夫卡在密伦娜面前显得过于天真，密伦娜尽管受到婚姻痛苦的打击和折磨，但她也是一个可以挥霍一切的女人，她即使甘愿奉献，但也不可能无谓地奉献。在爱情的占有和奉献之间，密伦娜经过了思考，而且她很快地意识到了什么。至少，在1920年6月那段时间里，也就是他们在相处的那段时间里，密伦娜认识到了充斥在卡夫卡生命中每个细胞里的恐惧感，这也是后来卡夫卡在信中经常提到的一个词。这看起来虽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情况却很微妙，尤其是对于密伦娜这样的女人来说是这样，而对于更正在享受这种爱情的卡夫卡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尽管他根本就不可能像密伦娜想得那么远。

这年的7月5日，卡夫卡回到布拉格，解除了与尤丽叶的婚约。这怎么说都不是一件令人痛快的事，甚至不大光彩，而且是在与另外一个女人相爱之后。这符合卡夫卡的禀性，任何一个男人也喜欢这么做，而且觉得没有什么不妥。但卡夫卡显然对爱情的态度谈不上严肃和符合一个有教养的人的作为，但问题就在这里，生活中恰恰是一些有教养的人，做的事最没有教养。道德修养是社会文明进步时对个体的基本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社会在个体有了道德修养之后就真的文明了。一个大环境中的人如果极少有违法犯罪行为，显然不能说成是文明程度比较高，因为暗中伤人整人、小人如麻、食言而肥或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恰恰是最不符合文明人的基本行为准则的。遗憾的是，任何一个自称是文明的社会群体里，这种假文明假道德假教养的人和事仍然层出不穷，而且他们理由充分。而卡夫卡自然也是这样的一种人，尽管他显得比那些假君子真小人的人要干净得多，纯粹得多，但他的教养并没有让他成为一个真正懂得爱情和珍惜爱情的男人，对于婚姻，他基本上还无从涉及和获得。当然，我们也始终不能忘记他的诚实，也就是说，他很老实地告诉了尤丽叶他与密伦娜的爱情关系，这个可怜的女人自然受不了。看到尤丽叶剧烈的反应，卡夫卡当机立断，立即宣布解除两人的婚约。卡夫卡的爱情经历中，订婚几乎成了他最擅长和喜欢的事儿，他喜欢在头脑发热的时候就宣布和某某心爱的女郎订婚，仿佛她们真的已经成了他生命中的“肉肉”。同时，宣布解除婚姻似乎也让他获得了身心连方面的快感，并借以证明他的男子汉气概，总之，他觉得爱情不是一件轻松的玩意儿，总得有点刺激才行。而那些被他解除婚姻的女人也不必痛苦，毕竟他是一个有“病”的人，他也感觉到了自己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道德高尚者，他经常性地看到自己灵魂的不洁。但对于那些真正爱他的女人来说，这点自我批评有时看起来听起来都很“可怜”，甚至极为虚伪。是的，在这一点上，我也觉得卡夫卡不仅薄情，而且有着某种是显而易见的但实际上是存在于他灵魂的某个部位中的虚伪。

也就是这次回到布拉格，卡夫卡的恐惧心理再次占据了上风。更主要的是，密伦娜还有个丈夫，她是个有夫之妇。这里面自然也不排除卡夫卡有吃醋的心理。这种对性爱的恐惧，加上他与生俱来的对社会对所有人的恐惧，他再一次陷入了爱情和婚姻的困境。其实，他依旧发挥着他的本性，在米兰的时候，他就问过密伦娜和自己结婚的事，也就是说，在他的心里，他已经渴望着和密伦娜订婚！又是订婚！而那时，他还没有和尤丽叶解除婚约。但那次密伦娜并没有确切地回答他，这使他感到不安，尽管他丝毫不怀疑这个略带狡猾的热情女人，与他一样，极为看重他们的这次热恋，是的，确实是一次不折不扣的热恋。或许，聪明的密伦娜在意识到卡夫卡的恐惧心里时，似乎也看到了自己的恐惧，也看到了她不愿意看到的有关卡夫卡禀性的东西和她作为一个有夫之妇的现实，因而，她并没有做好和这个男人订婚，乃至结婚的打算。

这年7月的中旬，卡夫卡再次询问密伦娜，关于他那个不忠的丈夫，那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她是否可以勇敢地抛弃，到布拉格来。言下之意，就是再次向密伦娜提出婚约。但此时的卡夫卡，身体状况已经越来越不理想，这成了密伦娜的一块心病，她担心的是，这个羸弱的男人一激动会做出什么事来，影响他的健康。而她更担心的是卡夫卡身心里弥漫的恐惧气息。但这让卡夫卡很不以为然，他很快就以为这个女人说法正确来还击，女人也承认他恐惧的合法性（其实，理解为合理性更准确），并愿意在此基础上与他一起分析讨论这些恐惧。就这样，他们的“恐惧”分析和探讨维持了一段时间，他们似乎也正在接近他们意识中的真正的恐惧。当然，对这种真正的恐惧感受最深的还是卡夫卡，因为他没有选择的余地，也就是没有退路，因为他在失去了尤丽叶之后，已经一无所有，而密伦娜毕竟还有一个家。于是，在8月初，经过深思熟虑的密伦娜就郑重告诉卡夫卡，她不可能离开她的丈夫波拉克，不可能破坏两人建立起来的婚姻和家庭，甚至她还强调，她丈夫需要她，而她也非常爱他。8月中旬，密伦娜和卡夫卡在捷克和奥地利的边境小城格明德见面，并共度了一个周末。但这次见面是不痛不痒的，不像是恋人的约会，倒像是一对朋友针对某个文学或哲学上的问题需要讨论而见面进行的必要的探讨，其实，他们也谈了关于“恐惧”的话题，但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卡夫卡似乎看到了密伦娜的真实心灵，他自然觉得受到了压抑，甚至是伤害，作为一个混迹于成人世界里的孩子，他一时不能接受和理解密伦娜的选择，因为他还是个“孩子”，但也因为是一个作家，也有心智，所以，他也很快从这种情景中回过神来。到了这年的下半年，虽然他们还在通信，但那已经不是以前的那种感觉和滋味，卡夫卡请求密伦娜别再来信，但没有办到，两人继续以一种说不清楚身份的身份继续通信，到了年底，卡夫卡再次请求两人终止通信，事情才告一段落，鸿雁也就飞开了。从那次在捷克和奥地利边境小城见面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两人不再见面。直到1921年的秋天，密伦娜多次到布拉格看望卡夫卡，到1922年1923年，两人也见过面，卡夫卡还给密伦娜写过信。但要说明的一点就是，两人虽然最终没有走在一起，但并没有成仇，相反，卡夫卡却非常信任密伦娜，在1921年秋天那次见面前后，卡夫卡将《美国》《致父亲》手稿及全部的日记都交给了密伦娜。因为他知道，他遇到了一个特殊的，聪慧的，魅力无穷的女人，而这个女人完全了解自己，理解自己，他在她身上找到了一种缓冲世俗恐惧和陌生的元素，那就是，他们共同的童年不幸、家庭氛围、作家身份，而她还精确地解剖了他内心的恐惧和存在性不安，从而使他感到稍许的轻松和释放。也可以说，只有在密伦娜的面前，他才感到自己的存在，全然将自己展示给这个懂得他的女人。这也就是卡夫卡称她为“密伦娜妈妈”的主要原因。

但密伦娜无论如何浪漫、热情和豪放不羁，也经常为卡夫卡辩护，说他从来不把苦行僧当作实现目的的手段，他是由于目光极为尖锐，品行十分高尚，毫无妥协能力，而被迫修苦行僧的……全世界的人都有病，唯独卡夫卡保持了纯洁，具备健全的人格、正常的感觉和理智……不管密伦娜的这些看法是否正确，也不管是出于游戏或者是爱情而非婚姻的目的，似乎都能引起卡夫卡的好感和共鸣，任何一个男人都不会忽视一个红颜知己的，况且是卡夫卡这样自卑、怯懦和神经质的男人。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尽管密伦娜认识到了卡夫卡的价值，曾经极为崇拜卡夫卡，并准备将他的小说翻译成捷克语，还特地征求卡夫卡的意见，说白了，她对卡夫卡还是很有感觉的，但婚姻就是婚姻，生活就是生活，这与文学和哲学上的讨论是两码事。也尽管她并不以为卡夫卡过的是一种苦行僧的生活，但实际上那只是一个文学家对另一个文学家的一种道义上的支持，即使是一种真诚的欣赏，但生活中的密伦娜其实就是以为卡夫卡那种生活是她不能接受的苦行僧所过的最为艰苦的日子，她之所以怀着强烈的愿望过一种全新的、不同于她与丈夫波拉克的日子，是因为她受到了伤害，她孤独寂寞，而这种全新的生活却又不是卡夫卡的那种生活，更重要的是，密伦娜完全看到了，以后的卡夫卡决不可能给她这种全新的生活，那不仅仅是他已经病入膏肓，更多的是，是由于卡夫卡骨子里存在的禀性和能力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她渴望的是一种被丈夫宠爱着，有一个可爱的孩子的那种极为世俗但幸福的生活。这是天下所有女人都渴望的幸福生活，并不过分，但问题是，卡夫卡根本就不可能给予她这种幸福生活，他没有这个能力，更没有那个打算，甚至想都没有想过，他满脑子的仅仅是浪漫的爱情，不切实际的幻想，表现得不仅天真，而且神经质。最后，也就是在卡夫卡去世三年后的1927年，密伦娜与波拉克离婚，后又嫁给了一个捷克建筑师，并有了一个孩子，她渴望的世俗生活实现了。

同时，我们不得不再次注意到卡夫卡的性爱恐惧，虽然我已经专门在一个章节中谈过这个话题。他对女人的某些看法虽然偏颇，但很能说明他的问题，比如，他曾经跟雅诺施谈过他是怎么看女人的。

“女人是陷阱，她们在各个方面都虎视眈眈地盯着男人，随时想把他们拉到‘终于’和‘最后’的状态中去。如果你心甘情愿地跳进陷阱中去，那么她们是不会有危险的。”（见《卡夫卡传》中《卡夫卡谈话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这种看法对他的爱情和婚姻方式极为不利，他渴望拥有的家庭和甜蜜幸福的家庭生活很快就失去了信念和认识的根基。倘若这些观点拿来放在密伦娜身上，尽管也很符合实际，但那同样是危险的，至少密伦娜不会全盘接受他的这个说法。

而更重要的是，卡夫卡虽然不缺少女人在身边，但他似乎对性生活有种顽固的偏见，他也与女人性交过，但在看来，那不是爱情，仅仅是性行为，不仅不是爱，而且很不干净，因此，卡夫卡将性行为和爱情截然分开，他曾经对密伦娜说过，如果一个人同相爱的人性交，势必会失去对那个人的爱情。如此看来，这种单纯的精神爱情方式虽然也符合密伦娜对爱情的狂热追求，但没有性的爱情和婚姻，显然是不完整的，也是密伦娜所不能理解和不能接受的。这也可以看成是卡夫卡之所在密伦娜面前总感到恐惧和不安的另外一种原因，前面我已经提到过，密伦娜需要的一种世俗的生活，有一个可以相爱的丈夫，有个孩子，在这个要求里面，自然也包含了性生活。卡夫卡对性和肉体的疑虑、偏见和恐惧，再次使他失去了一个女人的爱情，失去了婚姻和家庭。

想来，卡夫卡与密伦娜之间的关系由热恋迅速降温，成为心心相映的、彼此互相信赖和终生相托的朋友，或许最适合的并不是密伦娜，而是卡夫卡，无论从哪个角度来，都是最适合的，至少，在他的精神世界，一个过着世俗生活而懂得他的女人时常出没，他不至于太过孤独和寂寞。

多拉是卡夫卡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女人。我们如果抛开卡夫卡的知识分子和作家身份，不必过多顾虑于他的思想、精神、心灵和犹太人身份，而仅仅是从一个男人的角度去看和他的爱情，卡夫卡确确实实应该算得上是一个情种。俗话说，知子莫如父！卡夫卡在他的《致父亲》一信中提到了他父亲关于他对婚姻的态度，并且以为父亲是在用言语在侮辱他。其实不然，他的父亲没有侮辱他，仅仅是话说得过重了，但却是击中了他的要害。

“你（指卡夫卡的父亲。作者注）大体上是这么对我说的：‘她可能穿上了一件精心挑选的上装，布拉格的犹太女人是懂得这一套的，那么你当然就下决心要娶她了，而且想尽可能地快，一星期后，明天今天。我不懂你是怎么回事，你毕竟是个成年人了，住在城市里，却只知道看到一个女的就马上跟她结婚。难道就没有其他可能性了吗？要是你害怕，我可以陪你去。”（见《卡夫卡集》《致父亲》 第495页，上海远东出版社）

虽然卡夫卡还不至于见到一个女的就想跟她结婚，但也说明卡夫卡在处理与女人的关系时，毕竟不怎么老练和成熟，按照他父亲的说法，不像是个成年人，即使算一个成年人，也是一个轻薄的成年人。尽管我们经常会以其童年的糟糕生活，母爱的缺席，父亲的过于强大和专制等原因来探讨卡夫卡对待女人的态度和方式，但一个人的性格是天生的，后天的影响大致不可能将性格彻底改变，充其量是起到极为重要的影响作用，而本性是不可能改变的。卡夫卡作为一个文人，自然保持了文人多情，好色，贪色，油滑和轻浅等特点，尤其是在面对自己感兴趣的女人时，他们的本性就暴露无疑。这种本性并不是可以拿来被嘲笑和批判的对象，在西方那个讲究文明、绅士风度的地方，大抵是不被传统人士赞誉的，但在所谓的新潮和时尚者面前，又显得多么迂腐，而在讲求面子、门当户对、道德修养的中国，卡夫卡的爱情模式大概也不怎么受欢迎，但持欢迎态度的人还是有的，而且不少。中国的男人可以说大部分都渴望过过去妻妾成群的生活的，享用天下美色几乎是每个男人的最大理想，只是迫于时代变化，法律，家庭压力，尤其是被妻子管着等各种因素，男人大多显得很有责任感，很有教养，很有文化水平，很男人，其实，不完全是那么回事。卡夫卡身心的摧残，孤独的心境，局外人的悲凉，自然使他渴望一份异性的爱和呵护，但我始终觉得一个男人天生的本性，才是他屡屡涉足于女人圈子的最主要原因。只不过这个神经质的男人一方面离不开女人，一方面在占有了女人的肉体后，却又以为自己很洁净似的，一个劲地说他与女人的性行为方式，乃至肉体都是肮脏龌龊的。这多少有点“既吃别人的饭却又要糟蹋别人的碗”的嫌疑。看来，还是老父亲赫尔曼最了解自己的儿子，他可不管儿子的内心世界是怎么样的，他只管拿起他所能理解到的道德武器或家长作风，给儿子来一通教训。儿子受不了，就以为父亲是在侮辱自己的人格，蔑视自己的爱情和婚姻。其实，真正应该检讨一下在爱情和婚姻上的态度和作为的，应该是卡夫卡自己，尽管我并不愿意在此要求这个天下“最瘦的男人”、“赤身露体”的卡夫卡来做一个所谓的正人君子。其实，在爱情和婚姻这两个环节上，真还很难做一个正人君子的。

在前面的章节，我们已经谈到了，卡夫卡是在波罗的海的一个海滨疗养胜地米里茨认识多拉的。在那里，他发现了一个来自柏林的犹太人度假村，某天在度假村的厨房里看见一个姑娘正在洗鱼，便忍不住他男人对女人急于表现其教养和怜惜的语气说：“多么纤细的手啊，可干活是多么的重，这很残忍！”这句话使得姑娘赶紧给管事提出换个活儿干，她被先前那个陌生男人的话搞得有些不好意思，也不愿再做这种粗重肮脏的活儿了。这个女人就是犹太姑娘，19岁的多拉·笛雅梦特。没想到就是卡夫卡这么一句话，就让姑娘记住了他，而卡夫卡自己也没立即意识到，又一个姑娘即将走进他的生命世界。他作为一个男人所应具有的对异性的怜爱再次迸发出来，尤其是在失去了密伦娜的爱情，而自己的生命又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尽管他并不完全意识到这点，但有所察觉），他干涸的心田，确实再次需要一个女人爱情的滋润。

多拉也是一个有自己见解和处世准则的女子，更不愿意迁就父母，让他们来替自己安排生活和婚姻，于是，她离开犹太人居住区，独自闯荡社会。这是一个聪慧、善良、勇敢、果断，但又有些敏感（似乎犹太人都有神经敏感这个特征）的年青女子。不敢说卡夫卡那类型的男人形象就是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但她确实被卡夫卡那种有涵养、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形象和犹太人身份所吸引，她知道在度假村的那一句话，就是丘比特的箭，已经射中了她19岁的少女的心。而更重要的是，他从卡夫卡那双忧郁、清亮的眼里读到了爱情，她聪明的头脑迅捷地传达出一个信息给他：这个消瘦的男人在那一瞬间，正慢慢地走向她的生活。她欣喜万分地感到，他们彼此需要，彼此相爱，事情就这么一回事，爱情向他们敞开了大门，生活突然间美妙无比。

卡夫卡对多拉的爱，得到了他一直要好的妹妹奥特拉的全力支持。他们爱情发展的速度实在快得惊人，仅仅三周，他们就如同真正的夫妻，恩爱，体贴，而且一刻不停地筹划着结婚以后的日子，憧憬着一种带着浪漫色彩的幸福的生活。但令他稍稍感到不快的是，他和多拉的这桩婚事，父亲极力反对，但这次，卡夫卡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勇气，根本不管父母的态度，而是搬到了柏林，与多拉生活在一起。他们还在米里茨的时候，就商量好了到柏林共同生活。卡夫卡做到了，在他生命之花即将凋谢的时候，果敢地迈出了这一步，以全新的自己来迎接新的爱情的到来，迎娶一个爱慕自己的女子，他要彻底解放自己。而多情又善良的多拉自信比任何一个人都了解卡夫卡，也知道这个世界几乎没有人懂得卡夫卡。这也使得多拉带着伟大的母性的关爱和博大的胸怀，细腻的情感和善良真诚的心，无怨无悔地爱着卡夫卡，珍惜和他在一起的分分秒秒，尽情享受着这甘美芬芳的爱。爱情的力量就这儿，并不信奉犹太教的卡夫卡，在多拉的影响下，开始接触犹太教，阅读正统的犹太祈祷书。毫无疑问，此时沐浴在爱情温煦阳光下的卡夫卡得到了他在人世少有的快乐、宁静和幸福，更加勤快和轻松地写作。

但是，卡夫卡的健康状况却江河日下，不得不接受治疗。唯一的欣慰是，在身体遭到严重摧残的时候，多拉和他在一起，多少让他感到了尘世中还有那么一丝暖意，遗憾的是，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带来的爱情，到得太晚了。

1924年3月17日，卡夫卡在好友布洛德的陪护下回到了阴暗的布拉格。命运似乎在继续和他开着玩笑，他每出去一步，就得以比这一步还要快的速度回来，终点还是布拉格。4月，他被维也纳疗养院退回，理由是，他的结核病已经蔓延到了喉头。他的生命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情况异常糟糕，他不断地咳嗽，发高烧，无法说话和进食，只能靠一些液体维持生命，而且和麻醉剂打上了长久的交道。但到了5月，他的病情有了好转，这让他因为高兴而哭了起来，紧紧地拥抱多拉。于是，趁着这份好心情，他向多拉求婚，并亲自给多拉的父亲写了一封信，将自己向多拉求婚的事告诉了他，希望他准允他的女儿嫁给自己，并特意说明，自己因为和多拉的爱情，愿意皈依犹太教。但多拉的父亲是个正统的犹太教教徒，对卡夫卡这个不信犹太教的人本身就不存有什么好感，因而不同意这桩婚事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了。而让人惊讶的是，多拉的父亲还煞有介事地将此事拿去征求很多犹太教教士的意见，结果那些正统的犹太教教士都一致反对，这才使多拉的父亲最终决定否决女儿的婚姻。当卡夫卡获悉了多拉父亲拒绝多拉与自己成亲的消息时，绝望地苦笑。这无疑给了他重大的打击。

在卡夫卡家族这边，除了妹妹奥特拉之外，都不大满意卡夫卡与多拉的关系，尤其是父母。这再次给了卡夫卡莫大的打击。他再度无奈地认识到自己永远是一个无法真正拥有家庭的男人，尽管在与多拉生活的这段时间，他心情不错，兴致很好，感到了爱情的无比甜蜜，也实实在地地感到了一个家的存在，但那毕竟不是通过合法的婚约而结合的“家”，它最多算成是家的雏形，它没有得到世俗和法律的承认，尤其是没有得到强大的父亲的首肯，那在卡夫卡看来，那就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只是一个架子，虽然不是空架子，但毕竟还不能真正地为他和多拉遮风挡雨。

卡夫卡即将孤独地离开尘世，将善良的多拉抛在陌生的世界上。

尽管卡夫卡的父母也准备去探望卡夫卡，做父母的毕竟不是儿子真正的对手和敌人。但卡夫卡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卡夫卡并不是不想和父母见面，其实在他的心里，他也没有真正抛弃亲人，他此举还是为了不至于让父母见到他们不喜欢的多拉而使双方都感到尴尬。这不仅表现了卡夫卡对多拉的爱和呵护，同时，也看得出来，他对于自己的这桩爱情的最后结局看得非常清楚，从而陷入了无以自拔的绝望境地。

如果说多拉的父亲直接拒绝卡夫卡娶自己的女儿，给了兴致勃勃的卡夫卡当头棒喝的话，那么，卡夫卡的父母对他这桩婚姻的不感冒则做得更彻底，直接将卡夫卡的希望击毙，即使在卡夫卡死后，他的父母与多拉在他的葬礼上相见，他们也不肯以缓和一下气氛的方式，给尸骨未寒的儿子送上一份长者的大度和温暖。但卡夫卡在世时没有看到的一幕发生了。当时，送葬的人三三两两地离去了，卡夫卡的父母也手挽着手，准备离开。这时，他们看到伤心欲绝的多拉扑在卡夫卡的坟上痛哭不止。按照常理，卡夫卡的父母即使如何的不同意儿子迎娶这个女人，但出于人之常情或礼貌，都应该上去问候或安慰，但他们却好象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一样，漠然地转过身，悄然离去了。墓地里，多拉悲痛的哀号久久不绝于耳。卡夫卡一生是如此的不幸，但他又是多么幸运，至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和辞世之后，有一个人在为他痛哭，生死都牵挂着他，爱着他。多拉，也就成了最后一个爱恋、懂得他并在荒凉的墓地里为他哭泣的女人。如果卡夫卡真能在世界的另一面，看到他生活过的陌生的世界，那他看到的，恐怕就是一个多拉，为他，为他和自己，守着一份爱，他不知道是感到幸福，还是感到更加的寂寞和凄凉。

但多拉最终也没有逃脱世俗女人所追求的那种世俗而实在的生活，尽管她真心地爱着卡夫卡。在卡夫卡死后，也就是在时间即将进入20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她认识了德国共产党的一个领导人，并嫁给了他，不久，她生下了一个女儿，同卡夫卡喜欢的另外一个女人密伦娜一样，她终于有了自己的家，真正有了一个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依靠，也有了后代，这种日子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是弥补了卡夫卡没能给予多拉的一切。后来，希特勒的纳粹掌握了德国的统治大权，作为共产党员的多拉的丈夫和她以及女儿，先后逃亡到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在40年代也遭到了纳粹德国的侵略。但多拉一家的命运并没有因为去了苏联而得到改观，她的丈夫由于被怀疑而被逮捕，经受审讯，在被判决之后，多拉再也没有见过丈夫。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欧洲，这种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现象实在是太过普遍，战争的铁蹄让大半个欧洲面目全非。在苏联的遭遇使多拉感到孤苦无助，她不得不考虑重新出走，决定离开苏联，终于，在1938年，她带着患有肾病的女儿到了英国，生活也得以安顿下来。但她的健康情况也越来越糟糕，不久也患上了肾病，终因无法治愈，于1952年在英国去世。多拉，最终也没有挣扎出犹太人共同的悲剧命运。

“我不羡慕个别的夫妇，我羡慕的是所有的夫妇——即使我羡慕的仅是一对夫妇，则实际上我羡慕的是整个婚姻幸福的千姿百态。只生活在一种婚姻的幸福中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说不定也会使我绝望。”（见《卡夫卡集》《卡夫卡日记》第553页，上海远东出版社）

“没有先辈，没有婚姻，没有后代，怀着热烈的拥有先辈、婚姻和后代的欲望。它们全都向我伸出手来：先辈、婚姻、后代，但对我来说，太遥远了。

“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有人工的、可怜的替代物：先辈、婚姻和后代都不例外。人们痉挛地创造了它，然后走开。如果痉挛不曾使人完蛋，那么替代物之令人丧气也会使人完蛋。”（上同）

卡夫卡没有获得婚姻，他只触摸到了婚姻的门，张望过婚姻的整个宅院，设计过婚姻的基本走势，但他获得了最美丽的爱情，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他抛弃了尘世，而尘世曾经向他敞开过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