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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爵’这个名字是我爷爷取的，他那一代还很封建，希望我当官发财。”

行刑前的一段采访中，马加爵曾这样解释自己名字的由来。他讲完名字由来后，眼里闪过一丝失落道：

“但官和钱不是我的理想，小时候想过当科学家，长大后就没有什么理想了。”

说这段话时，曾贵为新世纪首批大学生的马加爵，生命已进入倒计时：毕业那年，即2004年，他在宿舍残忍杀害了四人。

马加爵（中）

马加爵曾是一等一的优等生，他并不是一个不会思考的人，在最后的谈话中，他被“理想”二字触动，所以，聊了半天后，他突然地折回到“理想”的话题，他说：

“我觉得没有理想是最大的失败，这几年没什么追求，就是很失败。”

马加爵曾经有理想，他的理想在少年时期就成型了，可后来，他的理想去哪儿了？从“有理想”到“丢掉理想”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还得回到最初说起——

马加爵生于1981年5月，祖籍广西宾阳县，他的父亲马建夫和母亲李凤英是宾阳马二村的本分农民。

马加爵出生前，家里已经有了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因是超生的孩子，他一落地，家里就被罚了500元。这笔超生借款，一直到马加爵上高中时，才被还清。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让父母颇欣慰的是：马加爵从小就乖巧懂事，5岁那年，穿着开裆裤的他，见父母一脸汗水跑回家，竟不声不响爬上厨房灶台，盛了一碗粥捧给父亲说:

“爸爸，我长大了要给你和妈妈更好的东西吃。”

马建夫见状，当即心头一热，眼泪差点掉进了碗里。

父母眼里的“好孩子”马加爵，很快成了村里左邻右舍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他成绩优异，且很讲礼貌，小小年纪就懂得尊老爱幼。

在与马加爵家仅一墙之隔的村民马华成眼里：马加爵还是个讲信用的孩子。他一直记得：马加爵7岁那年，曾来他家借过一把螺丝刀的小马加爵，竟客客气气地给自己还了一把新螺丝刀。

后来的马华成才知道，还来的之所以是新的，是因为旧的被马加爵不小心弄丢了，四处找不到，他就用父母给的零花钱步行十多公里到集镇买了一把……

在“懂事”、“好孩子”的赞誉声中，马加爵还抱回一张张奖状，马加爵父母欣慰不已。和当时的很多父母一样，他们多少觉得：孩子只要成绩好，就啥都好。至于孩子的心理，他们从未考虑过。

马加爵从小不爱说话，经常一个人孤独地、静静地坐着，母亲见了并不以为然，她甚至还觉得他这样“很省事”。

童年，总是无忧无虑，马加爵的童年也有很多欢乐时光，那时候他也没那么多课业，用来“玩儿”的时间自然也就多了。

童年时，与马加爵年纪相差不大的二姐经常和他一起玩儿，她的存在，也为他的童年增添了一抹亮色。

马加爵少年

“理想”这个美好的字眼，也是在这时候被植入了马加爵的心里。没人知道他何时有了做科学家的理想，但他树立这个理想时，状态一定是不错的。是啊，人只有在感觉良好的状态下，才会想到类似于“理想”等等的美好意象。

马加爵从未和父母提及过他的“理想”，父母很少和他聊天，他们的相处模式缺乏“流动性”。马建夫最看重儿子的成绩，至于其他诸如人际关系、心理等等，都不在他的考量范围内。他和同时代的多数父母一样，两只眼睛紧紧盯在他的考试分数上。

根据马加爵堂兄马加诚后来的讲述：马加爵和父母的沟通很少，反而和他的十四叔沟通更多。

马加爵的十四叔是马氏家族里文化层次略高的一位，马加爵动不动就拿“全年级第一”的喜人成绩，让十四叔对他刮目相看。

可颇让人遗憾的是：他的关注点也更多在考分上。

直到案发后，翻看儿子马加爵的日记时，他的父母才惊觉：少年时，他的心理就有些问题了。

马加爵的有一页日记里写上了三个大大的“恨”，这个“恨”的对象是他的祖母，而他恨祖母的原因，竟仅仅因为：一次看电视时，他要看动画片，奶奶要看戏剧，奶孙俩因此发生了争执。

更让马加爵父母惊讶的一页日记，写于他15岁那年。根据日记内容，当日的父母发生了争吵，为了帮弱势母亲“复仇”，他想将父亲从人间“蒸发”。“如果杀死父亲，要判10年刑，这样刑满释放时我就25岁了，不划算。”马加爵一“算账”，因“不划算”而放了父亲一马。

马加爵“杀父”的那页日记被写就时，他正处于青春发育期，按理，这个阶段的孩子最需要父母给予关爱和适当引导，可他的父母却依旧将目光放在他的考试分数上。

马加爵父母

在马加爵父母眼里：孩子是个“优等生”、“好孩子”，每次考试他几乎都是全年级第一。他们一直记得：当时马二村有三个姓马的在班上，且成绩都不错。后来，学校还将他们“仨马”称作“三驾马车”，并作为典型在学校宣传。

成绩优异的马加爵在学校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优待，学校对于“学霸”总是格外爱护，如此一来，他在心理上即便存在问题，也完全没人理会。他的不合群，在同学眼里，甚至成了“个性”。

马加爵的奖状

1997年，马加爵考入广西16所重点高中之一的宾阳中学，高一时，他在全国奥林匹克物理竞赛中获得过二等奖。

马加爵靠成绩得来的荣誉，已不能让他兴奋起来，更多的时候，他体会到的都是学习的辛苦。有时候，他会疑惑：拼命学习的目的是什么？

正是在高中时期，马加爵有了最本能的性冲动，他有暗恋的女孩，可他从不和人说。青春总伴着自恋，马加爵的自恋更加明显，自恋和自负往往一体，他在觉得“自己值得更好的姑娘”的同时，也忧心一旦她知道自己喜欢她，会给他难堪。

整个高中，马加爵都在重复枯燥的学习、复习、考试，他有些喘不过气。他的感觉非常不好，可他并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因为：自始至终，他的世界里似乎一直只有学习，而没有真正的生活。

更加可怕的是，马加爵并不懂得如何与人沟通。如此一来，他遇到任何事，都只能自己一个人“硬扛”。

临近高考时，马加爵做了一件非常出格的事：他瞒着学校和家长，同社会上的朋友跑到离宾阳100多公里的贵港市去玩了。直到几天后，被当地民警找到，这场因他而起的风波才止息。

让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他跑去“贵港”，是因为他以为贵港的“港”是海港。没错，他只是想去看看大海，而已。

马加爵不管不顾奔赴“大海”的举动，是他内心极度渴望寻找美好的一个表现，也是他内心孤独的体现。或许，没有朋友且压力大的马加爵仅仅是想跑到海边放空，对着大海默默“倾诉”？

事发后，没有人留意到他的心理，老师和家长仅认为马加爵“纪律性太差”。

学校给了他纪律处分，考虑到他上高中不容易，又已到考大学的关键时刻，没有开除他的学籍。经历这次事件后，马加爵的心里更加迷茫了，昔日的理想不在不说，他心里还种下了一颗叛逆的种子。

颇让人费解的是，发生这么大的事，他的父母却并未责备他，他们当时想：先让孩子考试，考试最重要，考完了再说。

纠正孩子错误的最佳时机，从来只有一个，就是：他正在犯错或者错误刚被发现时。马加爵父母不可能不懂这个道理，可为了“考试”这个“大局”，他们选择了“暂时不理”。

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马加爵更加努力了，他开始日夜苦读，以考入理想的大学。马加爵的高考成绩很出色，按照成绩他可以报考哈工大，为了保险，他报考了云南大学。

见他考上了重点大学，马加爵父母决定不再追究他出走的事，他们想：反正都过去了，也没影响考试成绩。

到此时，“好成绩”依旧是马加爵各种问题的“保护墙”。

考上大学报到那天，父母借了6000元学费，亲自将他送到了云南。返回时，夫妇俩买完硬座火车票后已身无分文。

父母转身离开那刻，马加爵在校门前的天桥上，看着他们苍老的背影流泪了。在随后写给父母的信里，他表示要“发奋努力”，毕业后“还要挣钱报答双亲”。

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马加爵很少开口向父母要生活费。马加爵父母后来在采访中说：“整个大学，他们只给了他1000多元。”

因为钱不多，马加爵必须在上学的同时努力养活自己。他开始打苦工，除了2001年春节回过家一次，每年的暑假和寒假他留在昆明打工挣点钱。

打零工挣钱对学生而言何其艰难，收入又何其低微。每次食堂开饭时，为了不让人察觉他的拮据，他总是最后一个就餐。他想：“这样，就没人知道我饭盒里没有鱼肉，没人会看到我的寒酸了。”

可买饭可以最后一个，穿着打扮却没办法“隐藏”。

无论冬夏，马加爵都常穿拖鞋出入，衣服更是一成不变。看到同学们一个个穿得光鲜亮丽，本就因生活艰难而“感觉很不好”的他，更加自卑、更加难受了。

马加爵

大学生活和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相比初中、高中时期，他有了更多课余时间，这也意味着，他和同学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多起来了。他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

马加爵发现自己无法融入同学中，其貌不扬、不善言辞，无形中给他的社交提供了障碍。看着大家都是三五成群，他却形单影只，他心里难免不好受。

孤独的马加爵在无奈中给堂兄写信求助，他问得非常直接：“我该如何与老师、同学们相处呢？”

如马加爵这般自负的人来说，他能写信向堂兄求助，已属于难得。他迫切希望堂兄能帮他融入集体，堂兄很快回信，堂兄鼓励他“大胆地和同学们打成一片，不要自卑和害羞”。

有了堂兄鼓励的马加爵决定主动融入同学中，可他“走出自我”的第一步，居然不是和同学们沟通，而是去尝试“吸引同学们的注意力”。

多年不和人沟通的他，固执地认为：只要自己看起来很厉害，就可以吸引同学们的注意，甚至因此交到朋友。

马加爵一年四季洗凉水澡，这在学校几乎是“独一无二”，他自己也以此为傲。他的身体结实，胸前的肌肉尤其发达，为了表现自己的这一“厉害”，他特意站在澡堂外，让人给他拍照。

拍照时，他紧握右拳、努力隆起肌肉、瞪圆双眼，还做着一些自认为很酷的表情。因为用力过猛，他的手背青筋暴出，脸上表情也有些扭曲，整个状态让人看着很不舒服。

马加爵

显然，马加爵的澡堂表演，无法吸引到同学们的注意。这样的结果，让他很有“挫败感”。

马加爵并不气馁，他决定调整策略，既然“硬汉”不能吸引同学，那就换成“温柔攻势”试试吧！可怎么和同学展开“温柔攻势”呢，马加爵想到的是微笑＋问好。

很快，马加爵就开始行动了，他一见到女孩就主动上前微笑着打招呼问好。有一天傍晚，他在楼梯口遇到一位女生，热情地叫了一声“晚上好”，那位女生抬头看了他一眼，“哦”了一声，便逃也似地冲下楼，这结果，让马加爵心里很不是滋味。

马加爵意识到：自己的温柔攻势，也不奏效。

在这之后不久，马加爵又找到了另一个“突破口”：讲笑话。他想：幽默是人人都无法拒绝的，幽默的人最有魅力。

为了展现幽默，马加爵特地看了很多笑话，他还将这些笑话背下来了。准备充分后，他决心发动“幽默攻势”。

马加爵开始往人堆里钻，哪里热闹，他就往哪里钻，他想赢得一次表现机会。一次，一帮同学聚在一起讲笑话，他先是跟着大家一起“嘿嘿”笑，后来，他干脆着急地要求讲笑话。

因为长期不与人沟通，且本身没有语言天赋，马加爵讲笑话时显得笨嘴笨舌，他的笑话没有引人发笑，他笨嘴笨舌的样子却逗笑了同学们。表演结果完全出乎意料，马加爵懊丧的同时，感觉自己受到了嘲弄。

也从那时起，马加爵有了轻微“社交恐惧”，他见到人就躲得远远的，看到人围在一起说话， 他就觉得他们是在讥笑、嘲讽他。

马加爵并不知道：交到朋友的前提，是走出自我，去到对方。而“去到对方”的方式，则非常多，包括了解和谈论对方感兴趣的话题，帮助对方解决问题等等。他一直局限在“自我”，他自然只能找到通过“表现自己”来获取朋友的方式。

马加爵

封闭，是马加爵最大的问题。也因为过分封闭，他的心理渐渐出了问题，可在世纪初，心理学尚不成熟的年月，极少有人察觉到他的心理问题。

随着封闭的加深，马加爵的行为出现异常，他变得非常暴躁，即便是打球时别人不小心碰到他，他也会翻脸骂人。久而久之，大家就不愿意和他一起打球了。

马加爵总觉得别人会嘲笑他，甚至害他，为了自保，他拼命锻炼肌肉，还将头发特意剃成很短的寸头，以让自己看起来“更凶狠”。他不再主动与人交流，他唯一的“社交”是和宿舍的人打打牌。

后来，马加爵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被问到“学校有没有开心理辅导课”时，他的回答是：

“没有。听说有心理咨询机构，我没去过，没听说谁去过。”

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加爵的怨念越来越深，可他无从排解，他的感觉越来越不好了。人在感觉非常差劲时，是无法憧憬美好的，此时的马加爵，不仅再也想不到“理想”这个词汇，还连活着的意义都找不到了。

一个人没有理想，没有目标的可怕在于：他随时会陷入琐碎小事之中，斤斤计较。

2004年2月初，寒假还未结束。马加爵所住的云南大学鼎鑫生活园区6栋317宿舍，十人间，住着七个学生。闲来没事时，他们常聚在一起“斗地主”。

317宿舍

一次打牌时，一位叫邵瑞杰的同学因怀疑马加爵出牌作弊，与他争执。争执中，邵瑞杰脱口道：“没想到连打牌你都玩假，你为人太差了，难怪龚博过生日都不请你⋯⋯”

因近段常与邵瑞杰一起打牌，马加爵早已在心里把他当成了好友。听到他这样说自己，他立马在心里恨上了他和龚博。

普通同学间遇到纠纷，顶多互相吵一架，或者找人倾诉一番，这事就算过去了。说白了，也就是几句话的事。可当时的马加爵已陷入了极度自我中，他不断在心里重复和邵瑞杰争执的画面，以及他的那句刺耳话。

仇恨渐渐占据了他的整个身心，他动了杀死邵瑞杰和龚博的念头。为了实施他的杀人计划，马加爵在网上查阅了许多资料，最后确定用杀人后流血相对较少的锤作为作案工具。

马加爵总是“想到就做到”，他迅速去旧货市场买了买石工锤，并让老板把过长的木柄锯短后带回宿舍。查阅了大量资料的他，还买了用于捆扎尸体的黑色塑料袋、胶带纸。

马加爵还将杀人以后出逃的步骤也想好，并去制证窝点制作了假身份证。但出逃以后又该如何，他并没有想好。

全程，已被仇恨笼罩的马加爵完全没想过父母、亲人。

正式杀人时，马加爵发现暂住马加爵所在317宿舍的唐学李成了他杀邵瑞杰的最大障碍。于是，2月13日晚，他趁唐学李不备，用石工锤砸向唐学李的头部。将其砸死后，用塑料袋扎住唐学李的头部藏进衣柜锁好，并认真处理好现场。

14日晚，邵瑞杰上网回来晚了，隔壁宿舍的同学已经休息，他只得回到了317室住。就在邵瑞杰洗脚的时候，马加爵用石工锤将邵瑞杰砸死。

这期间，马加爵有恐惧吗？没有！一个被仇恨装满的人，是不会有恐惧的。15日中午，马加爵正在宿舍处理邵瑞杰留下的血迹时，一个叫杨开宏的学生来317找马加爵打牌。杀红了眼的他，干脆用同样的方式了结了杨开宏。

就在当晚，已经完全进入癫狂状态的马加爵找到龚博，谎称“三缺一”。当晚，毫无防备的龚博也惨遭毒手。

马加爵刚处理完龚博的尸体，一位叫林风的学生也来喊马加爵打牌。因为觉得林风对自己不错，他没有开门。林风也因此逃过一劫。

冷静处理完现场后，马加爵拿着假身份证出逃。

云南大学的凶案惊动了中央领导，当年2月24日，云南省公安厅发布A级通缉令。

马加爵被抓捕归案时，已是3月15日。民警发现他时，已逃到海南三亚的他，正从垃圾箱里捡别人丢弃的剩饭吃。见到民警后，马加爵神色慌张，吃了多半的玉米棒子差点掉在地上。

而在看守所里，马加爵害怕得双腿发软，只得由民警架着他走出看守所。从监舍到看守所大门的几十米路，马加爵走了有四分钟。

正是在看守所里，自知难逃一死的马加爵写下了遗书。遗书却并非写给父母，而是写给他的十四叔、十四婶。他在开头第一句写道：

“十四叔、十四婶，你们好，我是在海南省三亚市看守所写的这封信。发生这种事情，肯定给整个大家庭带来了很坏的影响，但是对不起的话我再也讲不出来了。”

此时的马加爵和杀人时，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而让他不一样的，正是他逃亡这一路的经历。逃亡路上，他所接触都是流浪汉或者残疾人，他的吃住也与他们一起。在这个过程中，他终于开始冷静思考。

也因此，当后来被问到“你觉得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时，他的答案是：

“活着的价值为自己是有的，但应该更多地为别人。以前没去想过这些问题，现在意识到了。”

可惜，一切都为时已晚。

马加爵的遗书很长，可通读全信后，世人惊讶地发现：他能回忆起来的人生最难忘的事情，仅仅是童年的一些碎片而已。马加爵自己也不知道为何会如此，但明眼人都知道：往后的岁月，他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学习、考试。唯一不同的大学，他也一直在孤独中痛苦着，如此，他又有什么可写的呢？

马加爵并未给父母留遗书，他甚至在给十四叔的遗书里明确表示：自己不想再见父母。至于原因，他也说了，他说：

“代我劝我的父亲母亲不要再理我的事了，我真的不想再见到他们二人。因为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我真的变了很多很多，一个人从思想上变坏是不可救药的了。”

马加爵坚持不上诉，当被问及原因时，他说：“我也想惩罚我自己。”

怎样的人，会想要惩罚自己呢？答案是：真的觉得自己有罪的人。马加爵在行刑前的最后谈话中，没有提及“后悔”二字，但他的很多话里，却已然在忏悔。

提到案发时的种种，人问他：“如果那时候有人帮你一把，听你说话，倾诉倾诉，那天的事会避免吗？”他点头答：

“如果那样，我想后来的事是不会发生的。吵完架散伙后，我一个人躺在床上，没人发现我情绪不好，我找不到人去说话。”

在给十四叔的信里，马加爵强调自己“从不迷信”，可在行刑前被问到“如果有来生，当如何”时，他很认真地想了很久，并给了答复，他说：

“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献身科学的人，专门搞学问。希望不要那么冲动，有什么事可以向别人说说。”

马加爵的老家，有一幅他收藏的水墨，上面有一个特大号的“忍”字。这幅画表明：他在很早以前，就意识到自己的性格、心理有一定问题。这幅画，甚至可以被看做他施行“自救”的方式之一，可惜，他并未奏效。此后的无数年里，他也一直未找到理性、正确的方式拯救自己。

逃亡时的马加爵

生存还是毁灭？马加爵选择了后者，他的选择伤害了四个无辜的生命、摧毁了四个家庭的幸福，他可恨，却也可怜。

愿类似的悲剧，不再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