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扑体育网

沈从文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性格对其爱情、婚姻、家庭、社交、文学事业和建国后的文物研究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影响？或者几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内在的联系？他对生活、生命与人的态度，是否就是性格的体现？

    中央电视台曾经制作了关于沈从文的一个节目，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妻子张兆和以及他二儿子虎雏说的一句很相似的一句话，那就是，即使作为亲人，他们也不了解沈从文。这使人大惑，却也使人顿生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或虽一头雾水却偏偏要生出探个究竟的莫大兴趣。美国人一说起他们的海明威，就是那么一句美国式的简洁：“嗨！这头老狮子！”这已经够了，海明威就站起来了。英国人一提到哈代，便极为绅士地拈出一句：“他，一个阴冷的田园歌手！”法国人说起巴尔扎克，会这么说：“一个胖胖的怪物！”也够了。咱国人一说到鲁迅：“哎呀呀！鲁迅就是鲁迅！”再也不多说了，因为只有一个鲁迅，不管是匕首投枪的战士，还是在租界里挥动笔杆的将军元帅，鲁迅就是鲁迅。那非洲人一谈及索因卡，会扭动着柔韧性极佳的腰肢，露出一口整齐健康的白呀，幸福浪漫地欢唱：“森林的舞蹈之王，我们的宝贝黑珍珠！”只是，我还没听到谁那么简炼的一句：“哦，沈从文，他……”

    （一个几乎被遗忘的人 ！）

    几乎全人类都坚信这句话：性格即命运。

    如果把这句话稍稍作作改动，拿来套文艺家们，那可能，也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性格，即命运！或性格即价值，或性格即创作的元素。云云。

    很多人也愿意将沈从文当作一个优秀的文学家，这是从他的创作成就来说的。但我却更相信在他性格上体现出来的一种诗意的气质，即，他是一个诗人！或者是一个忧郁的散文诗人和一个山水画大师。由于诗人和艺术家的双重因子，形成了沈从文迥异于他人的个性特色。

首先，沈从文是一个孤僻的人。孤僻者大多比较厌恶群体活动，宁愿独处一隅，静止在内心世界业已圈定的时空，写作，看书，散步，或者做一些自以为很可以很呆傻却又有情趣的事情。他在万象中恍惚一片无助又无羁的秋叶，一艘飘摇而又不偏离航道的孤舟，逃离了枝头和港口，作自己一元化的漂泊，看尽多元的世态。我在“沈从文的寂寞”一文里已经粗略地谈到他的这种性格特征。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他的这种性情的呢？估计跟他的排行有关，他在家中排行老四。大抵在一个家庭中，排行双数的孩子通常比较倾向于内敛，也就是比较内向，尤其是男性，表现得较为孤僻，有的是不善言辞，有的是不善交际，更多的是不善于以示内心而宁愿独自生活、独自处理自己的事业，自尊心和自信心都较强，因而就比较容易形成固执或争强好胜的性格。而内心隐蔽极深的脆弱、爱惜面子、容易记仇和对感情的比较专一，又是他们性格的另一层面。这是很有意思的事。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因素大多来自于遗传，而排行很说明问题。这比较符合沈从文的性格特征。

再，沈从文内向性格中的羞怯，也是形成他孤僻性格的主因。如果说沈从文在中国公学以大学教授身份讲授的第一节课以失败告终是由于紧张造成的害羞的话，那他对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学生张兆和的追求，则是极端害羞的，那害羞是来自于骨髓的。但令人颇感有趣的，是他这个孤僻者的害羞却没有战胜对异性那点天然的吸引力，他将此说成是自己的奴性作祟。这种奴性应该是一种介于羞怯和厚脸皮之间的奴性，也就是对爱的奴性。除了爱情，沈从文在文坛的寂寞是很有名的，他太不适合于热闹。这点与鲁迅极为相似。鲁迅也是一个怕羞之人，对日常生活的打算和操作都极其弱智，沈从文也好不到哪儿去。鲁迅作为一面旗帜，必然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虽然和他来往的人甚多，但却是知音寥寥，除了林语堂、孙伏园等人之外，最能被鲁迅引为知己的就只是瞿秋白了。沈从文也有类似的情形，除了胡也频、丁玲（可丁玲又偏偏在精神上是瞧不起沈从文的）等早期挚友和他的学生汪曾祺、作家老舍等人之外，他几乎也与他人过从不密。

正是这种孤僻性格，能使他静止而“多心”地观察着，因而他对周边环境的关注简直令人咋舌，他也得以在这些人间好景中检视他的人格，抒发他的情怀，坚持自己的性格。他在青岛时，边经常独自在海边散步，然后在一块礁石上坐着，静止着，而眼前是烟波浩森的蓝色大海，水银色的岛屿的浑圆形态在极远处的波光里浮动，时而若隐若现，像一幅宋代的水墨画船帆轻捷来去，如一抹淡彩，一抹湿湿的薄软的云烟，一个被水光浮载着的心事，一个精美得令人怅惘的意象。再抬头，上面是蔚蓝色的天幕，铺排的避远，直至无极;在这无边的蓝色天上，飘着令人心静也让人思绪翩然的白云，在他和人类共有的永恒的凝视里自由地变幻，来去，飘逸，消失，又重新生出，如人眼中不息的诗意和期望;它们如此变幻，如此隐现，仿佛一个个破译不了也没有必要破译的密码。而身后，是山林，再往后，就那个滨海的城市，那里似乎已经不留存一点关于他的任何东西，他就坐在这里，如一个得道高僧，一坐，就成了机缘，成了宗教和信仰的传言者。他感到了孤独，那是所有智慧者都有的镂骨刻肉的深沉的孤独，在这份孤独中，他同时感到了寂寞中必然的美和由寂寞滤出的自信和善感在时下绝对的一个人的心境中形成:“一切花草既能从阳光下得到生机，各于阳春烟景中芳菲一时，我的生命上的花朵，也待发展，待开放，必有惊人的美丽与芳香。”“在新的观念下看我，我也不会是好人，因为对于一切太冷静，不能随别人发狂……我除了存心走一条从幻想中达到人与美与爱的接触之路，能使我到这个世界上有气力的寂寞地活下去，真没有别的什么了。”由于孤僻，他自然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人，但他在1957年出版的他的惟一的一本《沈从文小说选集》的《题记》中说过一句话:“我和我的读者，都共同将近老去了。”令人磋叹不已。还有什么能比在感觉老了时还要回顾过去的孤独与曲折更使人寂寞得想哭呢?而且，有谁能明白老了本身就是一个让人惊恐但又无奈的寂寞呢?况且是一个感情他的孤僻并不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由于“历史”的误会，也极其丰富感觉也极其敏锐的人和一群一起年老的人?当然，是“历史”的“教育”，使他更加陷人孤傲和寂寞之中，但他却也是好客的，大方的，热情的，尤其是对待文学青年，这一点也与鲁迅极其相似。当客人起身要离去时，沈从文仿佛立即被什么给掳了一切似的倍感失落，他害怕客人就这么走去，剩下他一个孤人，可客人又不得不离去， 于是，一抹忧伤便写在了他历经沧桑的脸上和有些愣直的眼中。另外，性格孤僻者对童年少年时代经历过过的人事和环境都会带着一种宗教般的狂热情绪，甚至到了“崇拜往事”的地步。这些陈年旧事就像一曲曲老歌一样在心头缭绕，一杯杯老酒一样在唇间续留着余香，而对成年后的环境是极度厌恶的，对人事是排斥的，对社交活动等格格不人。这多少都带着诗人纯粹自我封闭的天性，所以我们可以说沈从文是诗人或者散文诗人的。这就决定了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为什么优于他的都市小说的根本原因，也可能是他后来坚决不再从事文学创作而转向文物研究的一个根本原因：他永远不爱“现实”的环境，他的灵魂只属于一首过去的老歌，一座在历史风雨中仍能说话的“废墟”。另一个解释就是，既然在他孤独的灵魂中陪伴他的早年时光已无情消失，而自己也尽了心力，将自己囚在梦里，拼了一生都在为其抒怀，写了，唱了，流泪了，而今写完了唱完了泪也干了，就要把历史的门关了，落锁了，而一切于自己心灵所应允的东西而今也只有将它们保存起来，也该上锁的，自己也就安心了，反正那是属于自己的，就让它们去吧!他便不写了，不是没有兴趣了，也不是没有才能了，而是已经没有办法写了，或者是无东西可写了，或者是他已经不便于写作了，他实在太了解中国，这一点又是与鲁迅老先生多么一致。如此看来，建国后沈从文不再从事文学创作，却仍然是一个谜，一个可以隐隐约约有点迹象的谜，却令你永远走不进里面去，他把自己突然囚禁起来，钥匙却在他手中。时间也就这么样了，既然他那么孤僻，那就让他自己孤僻去吧。这是他的自由和权利，也是他的无奈!我们大可不必长吁短叹(但这又是多么不容易办到的事情!)，也许，我们也不必去设立那么多的假设。

由于自尊心极强的缘故，沈从文同常人一样自然爱慕虚荣、极爱面子，大概内向性性格的人在平静、不动声色面孔下面、在他们的骨子里都隐潜着一股巨大的自尊和虚荣的洪流，是不容许别人伤害的。而沈从文不也是说过中国是一个极爱面子的国家么?而且是面子高于一切的国家。由此我们就不难明白他为什么在和鲁迅等人发生误会时不肯首先而主动地和解的原因(鲁迅也不干)，说到底，这是一种自尊心过于强烈和虚荣心与爱面子的心态的结果。其实，自尊和虚荣是两个涵义差别很大的两个词，但在日常生活中，即使是大作家，也不可避免地将两者等同，虽然有时是无意的，但至少这两个词是几乎近义的了。1925年8月的一天，沈从文身上的衣物无法换季，自己手中也非常拮据，便提拖着表弟黄林生早年给买的一双旧棉鞋，走出了香山图书馆，却被教务长给拦住，用拐杖指着他的破鞋说:“哼，原来是沈从文。你这鞋子—”“你看，你看，这成什么样子?”手杖是敲打在他脚面上的。这深深地伤害了自尊心极强的沈从文，为此他带着受尽屈辱的心情写了《棉鞋》。当他的《遥夜—五》受到林宰平的高度称赞，《市集》得到徐志摩的赞扬时，他声称徐志摩等人的对他的评论使他背膊发麻”，但这对于处于发展的沈从文无疑是很有裨益的，同时也使一个爱面子的年轻人了极大的虚荣的满足，这自然是无可厚非的。由于自尊心便脸薄，缺少鲁迅说过的上海的“青皮”气质，因而沈从文在上海和北京的某些具体事例上，脸皮太不容易和一般厚如“城墙倒拐还加碉堡”的人一样，这与他的害羞气质有关系。但更多的是一种文人所特有的自尊和涵养在作祟。而为了维护自己作为“乡下人”的尊严和他的一切作品所应有的价值和美学意义，他依然在面子上和精神上保全自己;“乡下人太少”是一种“反叛”式的对农耕文明中生长的人的反讽，而又是他在极力关注读者对自己作品的评价，我们便可见出一斑来的。他一直在为他的民族呐喊，为一个民族在巨大压榨和愚弄下的人格变异而深感苦痛，而他始终不曾忘记自己有着苗族血统，甚至是不无得意，这也正说明了他的自尊由于他的民族情结而变得多么强大。我们不难想象当他的作品遭到许多人有意无意的批评和“无礼”时，他内心的孤独和难过是如何的，而他的这些孤独和难过之其一不也是想为他的苦难民族争一口气？一个民族的自豪感和自尊心，在他身上得到了统一。

 透过沈从文孤僻性格中的腼腆和自尊中夹杂的虚荣，平淡冲和中的谦虚和固执，甚至在他冷静仁慈之表的内心，他同时是一个极度傲慢的、清高的人。只是他对人并不是没有礼貌，虽然在他年轻时说过:“我是乡下人，不懂得礼貌!”这种傲慢的不显山露水和他的倔强固执，甚至是偏执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只是他的傲慢看起来非常可爱:傻劲突出来了，固执犹如一个顽童对于玩具的“拒不放手”，犹如两个少年对于一个小问题争都斗得脸面红涨，几乎要拧断对方脖子似的。没有傲慢中的固执、倔强和坚韧，沈从文在早年就难以活下去，也很难在鱼目混珠的都市和虚伪的文坛坚守自己的文学阵地，进行自己的“文学革命”的主张，进而完善自己的创作。前面谈到的他对文坛上要求的作品要有“思想”的坚决“不从”和“讽刺”，便能看出他对公式化、既念化创作方式的不屑一顾，对自己认定的方式的坚决维护。当鲁迅因为“丁玲”一封信而对他产生误会时，更容易看出沈从文自尊的另一个呈现，也就是说，他对当时已经是大人物的某种情绪，但若要说他对鲁迅的不敬和不恭，也是不公允的，但问题就在于沈从文决不会因为鲁迅的盛名而放弃自己的个性，低下自己高傲的头颅，在后来的论争中也决不放弃自己的文学主张和观念。而他对国民党羽翼下的无耻文人的嘴脸自然可以用傲慢、不屑和蔑视来诊释。有人说沈从文，尤其是生活中的沈从文极其单纯，待人和善如亲人，其实这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误解，除了他的仁慈好客以外，我们难道不能看到是由于孤独寂寞在作怪么?单纯者，往往是最大的寂寞者，其间的复杂天性他们不会在庸俗的生活总如思想一样地展现出来。沈从文之所以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和独行者，性格的多面性是主要原因。他既不盲从地听从左翼联盟的文学主张，也决不依靠服从国民党政府，足见他的轻慢态度，自我认定。当然，在此笔者没有必要谈论他倒向哪一边，是是还是非，那是沈从文自己的事，是他的兴趣和权利。总结起来，造成他傲慢心态的原因很多，除了对自己文学的灵感把握和天才因素，以及对环境中人事的强烈厌恶之外，恐怕我们也揭开了他心理的另一层面，那就是他的卑微心理吧。

沈从文的卑微者心理是他早期创作的主要特点，也是他那个时候的生命写真集。作为一个从落后封闭屡屡遭到人诬蔑和怀疑的湘西出来的年轻人，面对复杂病态多元生命的都市人生，不能不使他的心理在难以承受和难以理解的情形下产生剧烈的动荡。他的作品一方面表现了他焦灼、孤单无助却于要努力抗争下去、却又对现代文明极端的厌恶乃至仇视到不屑的一颗痛苦的灵魂的情绪，另一方面，他以“乡下人”的身份立言、著述、生存，自然就使我们看到了他卑微者的阴影裹着他卑微者的灵魂在都市里寂寞的情景。“我觉得一身渺小，正如一只猫儿初置身于一陌生锦绣辉煌的室中，几欲惶惧大号……当我惯于自伤的眼泪刚要跑出眼眶我以为另外几个人，正这样不客气的把冷酷的视线投到我身露出鄙夷的神气。”“你大概也见到东单时颓然下车的我，但这对你值不得在印象中久占，至多在当时感到一种座位松宽的舒适罢了！”“一个陌生少年，在这茫茫人海里，要何处去寻同情与爱？”（《一封未曾付邮的信》）这些都是作者卑微心态的真实写照和真实袒露，它几乎成了沈从文早期作品的最大特色。在后来他功成名就，被社会广泛赞誉时，这种情绪和心态仍然在影响着他，只不过这种卑微者心态与早年在都市中的无所依靠和寄托过渡到掌握控制了自己灵魂后蟠然醒悟人生不过是世间一粒埃尘的那种渺小带来的“人”的自卑和在自为意识上的无所依凭了。只要他一直以“乡下人”自居，后来又以“古董”自嘲，他就不可能排除那种极端自卑自怜和自觉渺小的心理阴影。这种卑微心态使他性格极易走向极端，对现实人生和社会产生强烈的敌对情绪：“眼前这一切，都是你的敌人!法度、教育、实业、道德、官僚……一切的一切，无有不是。”（《狂人书简—给到某某大学第一教室绞脑汁的可怜朋友》）但他也说:“我愿意做一个平常的人，有一颗为平常事业得失而哀乐的心，在人事上竞争，出人头地便快乐，小小失望便忧愁……”(《心废邮存底·二》)当他在中国公学授课时，无意中认识了后来被他甜蜜地称为“黑凤”的学生张兆和，他立即便知道那一刹那他已经被爱情俘虏了去，他自然驱使情书为自己倾诉自己的爱恋之情，但美丽的女人总是使男人心动，乃至自卑的，沈从文也不例外，他的木呐笨拙与其说是在口头上表达的迟钝，还不如说是他“乡下人”自卑心理作怪。“我曾作过可笑的努力……却愿意自己作奴隶，献上自己的心，给我所爱的人……就因为这是我的奴性……我想到这些，我十分忧郁了。生命都是太脆薄的一种东西，并不比一株花更经得住年月风雨……”（《新废邮存底》）对在人世浮沉中渴望人间同情与爱的沈从文来说，突然出现在他视野和灵感中的张兆和，对于他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和美妙。好在事情终于与了圆满的结局。自然，卑微者在实际生存中表现出来的自然还与极深的自尊，乃至自负。在《第三个狒狒》与《棉鞋》里，沈从文一方面在文字向表玩了遭到屈辱与压抑的强烈的自卑情绪，另一方面，又同时拒这种屈辱和压抑的荣鹜不驯，有了敌视，也有了轻蔑。卑微与自尊又一次走到了一起。当沈从文表现出对都市社会强烈的排斥和批判态度时，他的偏激同样露出了他的自负心理，因渴望理解和同情却于得不到理解和同情的另一个层面——自负几乎使他眼中的都市犹如一堆垃圾。归根结底，这个“自负”的心理仍然是卑微的心理。这种不肯与现实相调和的又不得不生存于现实的矛盾局面，把他带回到永远清朗亮丽的故乡—湘西，他在现实的冷酷和屈辱中开始对往事的深情回忆，在绵绵旧事他年影像中寻觅人间蕴籍，但这分缠绵追忆是在痛苦中对优美往事的向往，加重了他的痛苦和自卑情态。你发现没有，即使令他不忍回首的卒伍生涯、还有地方上种种有悖人性良心的行为，在他与都市生命两相对照时，他仍然觉得是甘美和温柔和蕴贴的，他愿意为故乡的旧事做蜜甜的梦，为故乡山林水泽唱不绝的情歌。卑微心态也许并不能全然道出沈从文文学生涯的某种巧合，但正是这种心理使他积聚所有能量挖掘生命意义，在意芸芸众生的盛衰，在内心去映照一个世界。他对湘西风土人情悠扬醇香的记忆，用尽抒情的调子，与对现实生活冷凝与陌生化的处理，不得不令人惊诧地感觉到他在感性剧烈冲撞下而闪耀出的理性光辉，从而使他在抗拒都市文明时较早地确立了以“乡下人”参照和剖析人生的心理优势。心理优势的确立使他极有可能建构了他的精神领土。但“精神”这东西往往是“害人”的，它一一地将一个人性格的各个层面，甚至一个个细节都给拽了出来，不留任何情面地拿给别人看，而这些人中当然有小人、骗子、假学者和卫道士，以及下流文人等。同时，心理优势只是相对于现实的物质意义而言，而我们从沈从文性格的纵深度往前走，便自然触摸到了他性格中法懦胆小的经脉。而最早对他胆小性情直言不讳地提出来并非常不屑的是作家丁玲，被沈从文曾经用生硬直率的方式形容的“长的很胖”的湖南老乡、一个颇有才华的女人。那沈从文怯懦性主要表在哪里呢？我们大致可以从他在都市文明中生活的失败得不到同情，也“感到金钱和女人两方面的压迫。”一个男人对女人爱慕和“占有”之心，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乡下文却在异性面前是非常胆怯的，生活的贫困，身份的因素和女人的“矛盾”，肯定是卑微心理造成的。灵与肉的冲突、得不到和谐完美的生命的调节，让他有些招架不住了。在《老实人》、《焕乎先生》中，我们再次看到了一个个心理自卑、性格怯懦的乡下人。故事中人物的失败就是作者的失败，其原因，是他预先就被感觉中女人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度”所慑服，自惭形秽，缺少那份必需的自信和勇气。作品中人物的心理正是沈从文心理的写照:“这汉子(可以说是无用的汉子)，‘勇敢’二字不知在什么时节就离开他身体而消失到不可寻找的地方去了。”(《焕乎先生》)沈从文的这种自卑懦弱性格在后天上还可以从他小学文化程度这因素上进行考察，文化程度不高，在心理上同各类文坛中人，尤其是与大学教授之类的人物接触，沈从文的尴尬、某一时的自卑，由此而来的怯懦和紧张，再加他来自农村，让他如何放得开去？即使是厚面厚脸人物，恐怕也是难免不好过的。这样，我们便很快寻找到他对都市文明的批评和反感，他把那些变态的故事以小说的形式加以揭示，《八骏图》等便是极有代表的作品。都市不是属于沈从文的，他来往于其间，感到不舒服了，就有了前面我们提到过的敌对与敌视情绪，也可以说是比较“狭隘”的。但是，正是这个性格孤僻又怯懦的山里青年，在一个完全生疏和怪异的地方，凭借他的“自我教育”，刻苦的习作练习，并坚持了下来，并在克服这些性格缺陷中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文学表达方式，因此形成了他早期尽管还不大成熟，但仍然能见到其天赋的、情感真挚的和不可掩饰的自然情趣，有了初步的抒情的独特风格。这是一个奇迹。

在沈从文骨子里，还潜伏着一种病态的怀疑主义的性格基因。这种“病态”性性格的形成，首先在于他无法忍受对生命的屠杀！在他看来，一个活鲜鲜的生命在一瞬间就僵死而去，被肥蛆吃尽，瞬间成为泥土，而操纵这个生命法则的则是少数的人为己之利益，或贼心恶胆、或生来的残忍等等所为，尤其是前者，最让他受不了。因此，他便开始怀疑一切战争。在他的认识里，无论战争双方道出多么充沛的理由，宣传得多么动听，只要有生命被轻易地掠夺了而去，他就害怕，就憎恶。虽然他认识到人生的偶然因素是使这个世界变得千疮百孔的主要原因，但他还是难以从他不愿意认识的所谓根本上去分析战争，这是沈从文一贯的性情，也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作家的独特认识问题的方式，就是有局限，也无妨。也尽管他能够从正义与非正义两方面去剖析战争，但就他所组织的所有作品来看，他没有，似乎也不是愿意将自己的认识提到阶级性质方面去，他只信仰生命，也就是说，他是从人的基本准则和道德范围内去研究这样的问题。《我的教育》也还是只使用了超现实比例的一种讽刺而比较客观的态度来控诉以杀头为乐事为结束的悲剧的。说来说去，他怀疑一切，尤其是对政治的极度厌恶和对商业的嘲讽，从而从反面形成了他的爱憎的审美情态。这种带有病态的怀疑主义的特点，使他变得异常敏感和敏锐，也助长了他的忧患意识。在“左联”成立后，始于1928年的太阳社、创造社和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作家的论争在突然间剧烈爆发，又突然“煞车”，使他感到莫名其妙。对这类论争并不是很乐意的沈从文疑窦丛生：他们的争论是否出于他们真有一种真诚的信念？这信念又是什么？他们之间的分歧究竟谁对谁错？如果他们有一种信念在，那当初他们那么激烈的对抗讥讽，而后来怎么突然又握手言和了？如果信念于他们并不存在，当初他们如此意气风发地争论又是为了什么？其实，对其他“世故”“圆滑”的作家来说，他的这种疑问是一种笑料的，他问得多么单纯、幼稚和天真，如同一个孩子的提问。说白了，他不够练达，不够老辣，因而仍然怀疑眼前的一切，尤其是政治问题。这样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加剧了他的忧虑和寂寞，使他的心灵有着“变异”的可能!有人说他的这种疑虑并不涉及对共产党的认识，我想即使涉及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并没有反对过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他只是从生命和人性角度来关注社会问题。这种思想及其运作方式是当时许多文学家都具有的，他的怀疑是很正常的，虽然他有段时间以为共产主义在中国当前现实中是不切实际的，因为那与现实太过悬殊，但他依然对共产党人为追求理想和所做的一切努力也表示了佩服和理解，而对国民党政府的很多做法极为反感。不过，沈从文就是沈从文，他只想在文学这条路上走，他怕失去自己的“独立”和“自由”而被依附在某种东西上。他对于战争的恐惧过渡到对一切政治问题有关部门的东西的绝对不信任状态也就影响了他和丁玲、胡也频二人的友谊（这种现象在当时也是很多的，由于信仰不同而分道扬镰），甚至发展到了不能完全互相理解和相互的信任，令人遗憾。总的说来，“病态”的思想行为是所有诗意人生和具有诗性的人所具有的。后来沈从文又提倡“反对作家从政”，再次强调了作家的独立性。极为矛盾的是，他的对政治的怀疑所形成的书呆子的偏执性，却使他的思想走向更加的深刻，他在反对“战国策派”的论文《论英雄崇拜》一文中提出的反对英雄主义，提倡民治主义，将领袖人物当作人而不是神的观点，是非常具有超前性的，预知性的。需要交代清楚的是，沈从文不是一个对一切都持怀疑的人，他对于自身营造的文学世界和把握人生，即使是抽象的抒情人生，都是自信的，这同他相信人具有美好性情一样，尽管他强调自信要有所节制，要有分寸，并且要看对象。由于在怀疑政治和和对自身意识的极其自信，从而游离与国共两党之间的沈从文在1948年遭到了左翼文艺阵营的批判和清算，处于这股风暴之下的沈从文，悲哀地从行为上表现出了他对危机来临时失控的怯懦和无主心态。他无法承受压力，无法调整自己，他对命运的怀疑和恐惧使他多么想立即就回到宁静而安全的故乡，又一次企图在那个原始民风犹存的土地上找到庇护之所，但那似乎离他又太遥远了，一切立即处于极端的不现实和严重的危难之中。于是，他的精神防护散开了，灵魂大堤垮了，信仰也在严酷面前没有了实际意义，生命在此刻露出了它可怜而无力自拔的真面目。于是，他在绝望中拿出了一把水果刀，割开了自己的血管，等待像“黄牛寨小寨主与他的人儿在等待药力发作”时一样，等待死神来将他领走。情形是动人的，又是凄凉和可悲的。他在那一刻完全放下了自己……幸好这一幕悲剧没有成功，他被张兆和的堂弟发现。精神完全失控了，接近崩溃的沈从文说:“我不在这里，我要回家。—他们要迫害我。”面对如此状况之下的沈从文，谁不会潜然泪下呢？我们是不是又在可能中发现了他后来不再写作的一个原因？而这个原因在他自杀这件事情上看来，似乎应该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

然而，沈从文又是一个从文字到人都是一个多么懂得美的人，是一个仁慈善良侠义的人，一个至情至性得接近于“迂”的人。几乎所有和沈从文交往过的人，无不为他的这种天阵所感功和感染。懂得美，仁义慈爱与大方仗义似乎又是一个作家必需的品格，这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好人的条件，而且是一个优秀人物的条件。而笔者更愿意相信善良和仁慈是人的天性，而这天性并非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也就是说，善良和仁慈是天生的，有的人生来就是恶的，残酷的。再此，我并不想与读者讨论“人之初”，究竟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问题，我只是相信善良的人和险恶的人并存于这个世界，各自来自于先大的基因，在土地上演绎着自我与他人的悲欢与离合。沈从文的善良与他的宽怀、无限的包容和高雅是完整结合在一起的。沈从文及其性情本身就是一个美，他所倡导的理想的美本身就是永远的生命真谛，这种永远的生命与美、社会、人之天性也是完全相融洽的。他认为人的好坏，“并不以教育身份为标准！”在对美的存在进行论述时，他说：“生命之最大意义，在能用于对自然或人工巧妙完美而倾心。”“凡知道用各种感觉捕捉到这种美丽神奇光影的，此光影生命中即终生不灭，但丁、歌德、曹植、李煌便是将这种光影用文字组成形式，保留留得比较完整的几个人。”（《烛虚》）无疑，沈从文就是这几个人中之一。这个懂得美的人，怎么不那么透彻地理解生命呢？这个理解生命意义的人又是如何一个仁慈善良的人啊！不必大量罗列他是如何关照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从精神上的支持和物质上的帮助，我们单单以他难以忍受无数杀人的社会现实，就足见他提倡的生命意义具有了多么仁义的心肠和对生命尊重和呵护。由于仁义，他满目满心满怀都是洋洋洒洒的美！“我们对一幅画，一角风景，一声歌，一个标致美人的眉目口鼻过后所保留印象，大致也是只觉得那‘很合适’，却说不出那美的。”既然“思想一经说出就是谎言！”那美呢？美一经说出想必就不是美本身了，也就失去了审美的功能了，而于无声处，皆可以以美育美么？说到艺术上，作家的良知和仁义同美相生相贴，“而艺术更需要‘无私’，比过去宗教观和政治更无私！必对人生有种深刻的悲悯，无所不至的爱！而对工作又不缺少持久狂热和虔诚，方能够忘我与无私！”（《非梦集 一个传奇的本事》）一个叫林媚的人曾经写过一篇叫《美丽总是愁人的》的文章。他问沈从文：“《边城》的内在东西是什么？”“是思索。”他（沈从文）望了望书架，深沉地说，“思想和思索不一定能以对话来表达，内在的东西总是不太好表达的。在《边城》中，我想提倡的是人性中的善良。”他一直在提倡善良，因为自身的善良，因为在这个残忍得犹如困兽之残忍的世界，善良似乎已经是最低的要求。善良，如果只在思想和思索中存在，那人类还有什么指望呢？

这样的性格铸造了沈从文包容天下的宽怀之大德之性情，与他在物质上的追求的不甚热烈相映，“无欲则刚，有容乃大！”是其最高意义的写实。即使别人的误解，历史的误会，在短时间的自尊心作祟以外，他宽容大度；他褒有一颗永远的童贞与朴实的心，使他诚实，仁义，使他对一切人事最终都保持着宽怀的美德。这里，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性格即道德？

    同鲁迅一样，沈从文也不大善于操持日常生活，但两人终于能在其“变态”和寂寞的生活中存在下来，说通了吧，他们同所有平凡人所具有动物一样的基本能力，即拼命维持其生存现状，也就是维持其生命存在的本能。因性格使然，两人的反抗，虽都以不侵害生命为限度，两人的求生能力有一定的差别，鲁迅是麻痹加他韧而又韧的战斗，也就是林语堂所说的蛰伏或装死。沈从文是在恐惧中挣扎，加上懂了也要装不懂，寂寞加沈从文式的坚持与忘却！“忘却”几乎成了文学大师们对付苦痛的一剂良药。具体点说，在生存方式上，鲁迅勤奋坚韧，不放过任何一种可能，既要战斗，也要“投机而取巧”者也。沈从文也勤奋，却更加内敛一些，但也不乏世故之态，却绝少投机取巧。鲁迅天性的傲慢与刚烈，从而在古怪世界中显示出了“玩世不恭”之态，而沈从文却在傲慢和固执中求取一点生命上的秘密的快乐。鲁迅是寂寞的，他曾经陷人了沉默的绝对寂寞之中，但他终于还是彻底地爆发了出来！但沈从文的寂寞却使他耐烦了下去，在一种宁静和平和久远的回忆的心境中存在下来。

拥有丰美内心世界、一颗敏锐多情的灵魂和大仁大美之德的沈从文，他思想上的康健与锐利与爱情的美丽与心态的某种脆弱对文学对现实人生都有极强的启示意义。

而一切似乎那么剧烈地矛盾着（情感与理智的？美与丑的？高尚与卑污的？……唉，怎么说得完呢？）

那，是不是可以说，性格，即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