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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战争艺术

“中为治事之极，得中则成，失中则毁”

一

1924年4月，应梁启超、蔡元培等人之邀，印度诗人泰戈尔访问了中国。访问期间，陪同翻译的徐志摩向泰戈尔介绍山西乡村建设情况，引起了泰戈尔的浓烈兴趣。

中国和印度都是东方古国，近代以来，两个国家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两国的仁人志士也都在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泰戈尔自然也不例外。

诗人都有悲天悯人的济世情怀，写诗之余，泰老爷子一直在家乡搞乡村建设，进行社会改革实验，对三农问题颇有心得，听了徐志摩的话后，决定到山西考察一番，交流经验。

泰戈尔中国之行，从右至左分别为林徽因、徐志摩、泰戈尔

5月21日，时任山西督军、省长阎锡山在督军府接见了泰戈尔一行，双方进行了深入会谈。

泰戈尔：请问阎先生，东方文化是什么？

阎锡山：东方文化就是一个“中”字。

泰戈尔：“中”是什么？

阎锡山：有种子的鸡蛋，那种子就是“中”，此“种子”为不可思议，不能明说的，宇宙间只有个种子，造化的也就是把握的这种“种子”。假定地球上抽去万物的“种子”，地球就成了枯朽，人事中失了“中”，人类就陷于悲惨。

泰戈尔：我到了北京上海和天津，怎么没见到你说的“中”呢？

阎锡山：不只是北京上海天津找不到，就是太原也找不到，你们要想找，去乡村可以找到一点。

多年后，泰戈尔在回忆录里这样描述阎锡山：他更像是个文人，举止文雅，谈吐具有哲学家的风格。而阎锡山也在1931年的日记中，回忆了与泰戈尔的这次会谈，并再一次阐述了“中”的哲学。

“中”的哲学是阎锡山自创的人生哲学，简单可以理解为硬核版辩证法+中庸之道。

什么是“中”？不过、不不及，恰到好处就是中。

为什么要做到“中”？为了存在。存在就是一切，一切为了存在。存在即真理，需求即合法。

怎么做到“中”？用二的分析法研究矛盾，求得矛盾中的不矛盾，使矛盾对消，形成适中。

具体到方法论上，就是不管是看问题还是搞事情，不要走极端，不要从“不对”的反面去寻求“对”，不要问好不好，要问是不是，该不该，能不能。

枯燥的哲学道理太费解，可以这样理解，只要掌握了“中”的秘密，就掌握了与万物正确打交道的密码。举个鲜活的栗子说明问题：

1948年5月，中华民国举行首次全国性总统选举，有人问阎锡山。

问：是否竞选总统？

阎：不。

问：是否竞选副总统？

答：不。

问：你支持谁做总统？

答：谁能领导国家，我们应支持谁。

问：你支持谁做副总统？

答：谁能帮助总统，我们应支持谁。

很尴尬很刁钻的问题，阎锡山风轻云淡化解之：态度坚决，观点明确，三观很正，无懈可击，没有一句废话，但是说了和没说一样，既不得罪人又显得自己高风亮节，“中”的哲学威力尽显。

阎锡山

从辛亥肇国到国府去台，三十八年间，阎锡山以山西一省之力，浮沉于激变的大时代之中，保境安民，逐鹿天下，反共抗日，不仅改写了近现代山西历史，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之命运。就个人而言，阎锡山熬过了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北伐战争、中原大战、中日战争、国共内战，最后在台湾著书立说，安然逝世，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是同时代军阀中结局最完满的一个。

作为军阀中的一股清流，阎锡山能够在山西屹立数十年不倒，并把山西建设搞得有声有色，离不开他“中”的哲学，以及由此哲学武装的头脑。圆滑世故、精于算计，都是“中”的哲学在某一方面的体现，但“中”的哲学远远不止于此。

二

1883年（大清光绪九年），阎锡山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一个小商人+小地主家庭。家里有五十几亩地，父亲阎书堂在县城有个叫“吉庆长”的钱铺，主营高利贷和金融投机生意，也兼卖一些杂货。

相对殷实的家境，让阎锡山接受了8年系统私塾教育，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阎书堂并不想儿子走科举道路，于是让15岁的儿子到钱铺帮忙，起初只是看门打扫、记账算账等琐事，稍有经验后，阎锡山开始跟着老爹跑业务。

金融投机生意充满了风险，一如今天的P2P。1900年庚子之乱爆发，北京混乱，“吉庆长”从北京钱庄兑的钱无法运抵五台，导致银根紧缺，恐慌情绪引发挤兑风潮，“吉庆长”因资金链断裂而倒闭，负债累累的阎书堂没有走上天台，而是带着儿子逃回老家躲债。

为了补贴家用，阎锡山挎着食盒走街串巷卖饼子，却拉不下脸来大声吆喝，遇到人只敢慢慢凑到跟前，小声问：买饼子吗？搞得像秘密接头一样。路人也纷纷打趣，叫道：万喜子卖饼——不敢吆喝（阎锡山小名万喜），村里充满了快活的气氛。快活的气氛总是短暂的，为了躲债，阎书堂带领阎锡山来到太原讨生活。

庚子之变后，大清于1901年开启了新政。所谓新政，就是大清体制进行全方位改革，比如废科举办新学，编练新军，奖励工商，鼓励留学等等，走资本主义道路。改革春风吹满地，山西人民也争气。借着新政之风，1902年，山西巡抚岑春煊恢复了因戊戌变法而停办的山西武备学堂，该学堂以培养下级军官为主。

阎锡山不甘心在太原当个小学徒，努力说服父亲，报考学堂并顺利通过。进入山西武备学堂，是阎锡山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点，因为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武夫当国，军阀混战，军校毕业生有大把的出头机会。

在军校期间，阎锡山学习非常刻苦，与同学和老师的关系处理得很好，还当上了班长。而这，又为阎锡山打开了另一扇机会之门。大清为了巩固政权，对新军舍得花钱，待遇没得说，还会选派优秀学生出国深造。1904年，大清第六次选派留日学生，山西获得了20个名额，经过筛选，阎锡山、姚以价、张维清三人获得了中央公费留学资格（其他人由省财政出资）。

3年东京振武学校，2年陆军士官学校，5年留日生涯重塑了阎锡山的小宇宙。在日本，阎锡山见识了日本民治维新四十年的成果，以及日俄战争之后全民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在日本，阎锡山听到了孙中山激情澎湃的演讲，并在黄兴的介绍下加入了同盟会；在日本，这个传统儒家思想教育出来的年轻人，变成了悍不畏死的革命青年。

思想在巨变，人脉在延伸。孙、黄二人的分量自不必说，冈村宁次是阎锡山这届六期士官生的队长，板垣征四郎是他们的教官，土肥原贤二是他们的同学。此外，阎锡山还与湖南的程潜，湖北的孔庚、何成濬，云南的唐继尧，江西的李烈钧、陕西的张凤翙，四川的尹昌衡，浙江的黄郛等这些未来中国军政界的风云人物，建立了“铁血丈夫团”，旨在发动革命，推翻满清统治。

到了这里，阎锡山已经走入了时代的风口——留日、青年军官、同盟会员、与孙黄谈笑风生，这种圈层，已非普通人所能企及，未来想不在历史上留个脚印都难。

三

大清想法设法培养新军，到头来培养的都是掘墓者。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引燃武昌起义，武昌起义卷起燎原之势，各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山西也蠢蠢欲动，巡抚陆钟琦认为山西新军不可靠，计划把新军调出太原，让旧军接管太原。当时，驻太原的新军是第43协，下辖第85标和86标，全协4000人（协相当于旅，标相当于团）。时任86标标统（团长）阎锡山听到消息后，与革命同志密谋提前起义。在争取到85标标统黄国梁和手下几个管带（营长）的支持后，新军调转枪头进攻巡抚衙门和满城（满人聚居区），轻松拿下了太原，山西瞬间变天。

太原起义是一帮热血新军军官一起搞的，没有领导核心，起义成功后，也没有众望所归的领导人，只能开会选举。然而绝大部分被提名的人，都因为条件不满足，得不到一致认可，比如黄国梁不是山西人，姚以价不是同盟会员，张煌职务和威望不够，只有阎锡山满足所有条件。就这样，经一致举手通过，阎锡山当上了山西军政府都督。

1912年9月阎锡山与孙中山合影

当28岁的阎锡山成为一方诸侯的时候，他的同行们，36岁的张作霖还在东北总督赵尔巽麾下听差，29岁的冯玉祥只是北洋新军第二十镇的一名管带（营长），密谋发动滦州起义，24岁的蒋志清（蒋介石）写下遗书，密谋率领敢死队攻击浙江巡抚衙门，20岁的李宗仁还是广西陆小刚毕业的青涩学生。然而，这并不重要，个人的努力和历史的进程交互作用，先行者未必一直领先，后来者未必不能弯道超车。

太原起义后，全国局势并不明朗，革命之火虽然遍地开花，但大清有专业灭火队——北洋六镇新军。果然，清廷得知山西有变，任命驻保定的北洋第六镇统制吴禄贞为山西巡抚，进兵山西镇压。吴禄贞是革命党，没有进攻山西，反而向阎锡山提议组成燕晋联军，截断京汉铁路，阻止袁世凯北上，呼应南方革命，不过此事最终因吴被刺杀而失败。

更大的危机正在渐渐逼近。11月15日，清廷下令曹锟率领北洋陆军第三镇开拔石家庄，进攻娘子关。阎锡山等人督率山西新军增援娘子关，但最终没抵挡住曹锟大军。新军被迫撤离太原，阎锡山率一部分人向晋北进发，温寿泉率领一部分人南下晋南。晋北的清军实力不强，阎锡山等人一路并未遇到强有力的阻截，穿过晋北抵达绥远，并占领了包头等地。不久，随着南北议和取得进展，山西局势渐趋缓和，阎锡山率军南下，于1912年2月18日抵达了忻州。

1912年9月孙中山太原之行

此时，大清已经亡了，袁世凯集团正在与南方革命政府谈判。山西毗邻京畿重地，袁世凯是断难容忍革命党人掌握山西的，但是在孙中山无数次交涉和坚持之下，袁世凯为了顺利当上大总统，被迫同意让阎锡山继续执掌山西。4月4日，阎锡山率军回到了太原。就这样，阎锡山出任都督终于获得了袁世凯和北洋集团的认可。

如果说以上经历是阎锡山的副本的话，那么以下经历就是阎锡山的一连串的打怪升级过程，当然，其必杀技就是“中”的哲学。

宋教仁被刺杀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主张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伐袁世凯。此时，作为革命党人的阎锡山面临站队问题，挺袁还是挺孙？

支持孙中山，那是投桃报李，可以获得政治声望，支持袁世凯，可以获得袁的信任，进而保住山西，因为山西一直处于北洋势力的包围之中。不管是支持孙还是支持袁，这都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不符合“中”的哲学。

怎么办？“中”的哲学三问：是不是、该不该、能不能。

南北对峙问题，是不是必须用武力解决？该不该用武力解决？能不能用够武力解决？阎锡山认为，民国初立，内忧外患，日本虎视眈眈，不宜以武力解决政治分歧，双方应该坐下来，开诚布公谈判。至于武力讨袁，阎锡山并不看好，南方革命势力没有强有力的统一领导，一盘散沙，难以成事，所以阎锡山没有响应二次革命。果不其然，二次革命很快被袁世凯镇压，阎锡山躲过一劫。

二次革命后，袁世凯为了巩固统治，开始着手加强中央集权，收回各省都督军权。对山西，袁世凯派遣亲信金永出任巡按使，掌控山西民政，削弱和监视阎锡山。金永依仗袁世凯的信任，在山西招兵买马，打击富户，不断扩大自己的军权和财权，挤压阎锡山的生存空间。此时，阎锡山又面临重大抉择，是投袁还是拒袁？投靠如日中天的袁世凯，不一定受待见，抵抗袁世凯，那是找死，怎么办？一面放任金永胡作非为，一面把军政大事推给黄国梁，韬光养晦的同时，必要的公关也是不可少的，向袁世凯表忠心，向段祺瑞拜码头。阎锡山这么懂事，又有段祺瑞说情，袁世凯始终未动他。

四

袁世凯是阎锡山一生之中最恐惧的人，据说袁召见阎锡山时，阎锡山汗流浃背，极为惶恐，回来后，对左右说袁世凯：气色严厉，态度凶恶 真是可怕。袁世凯一死，阎锡山再无恐惧之人，加上北洋分裂，各方都想拉拢阎锡山，阎锡山再无顾虑，放飞自我，先赶走了金永，顺带抓回了民政大权，又收拾了不听话的部下，最后掌控了军事大权，完成了对山西军政的绝对控制。

1917，段祺瑞镇压张勋复辟后，拒绝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大怒，发动了护法战争。阎锡山这一次没有坚持“中”的哲学，而是派了一个旅南下湖南，支持段祺瑞武力统一，结果被湘军秒杀。阎锡山痛定思痛，决定不再参加军阀混战。1918年初，阎锡山提出了“保境安民”政策，向各大佬表示，山西严守中立，晋军不出省一步，客军不许通过。埋头搞建设。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想要中立，也要有中立的资本。从1918年到1927年这十年间，山西经济军事两开花，阎锡山提出了“六政三事”和“编村”政策，推行“厚生计划”，发展实业和金融贸易，振兴山西经济。又把晋军人数从7000人扩充到了13万人，建立了配套的各级军官学校和太原兵工厂，实现了人才和武器的自给自足。此后，阎锡山退可以固保山西，进可以逐鹿中原，成为一方实力派。

太原兵工厂仿造的汤姆逊冲锋枪

“保境安民”只是大战略，在这个大战略之下，阎锡山会选择非常有利的时机，捡现成的便宜，也会对直接威胁山西的势力，给与坚决还击。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渐渐不敌张作霖和冯玉祥，阎锡山果断出兵石家庄，截断京汉铁路，在吴佩孚的腰子上狠狠插了一刀，吴佩孚大败。1926年，张作霖联合吴佩孚发起“讨赤”战争，进攻冯玉祥，冯玉祥分兵猛攻山西，企图取得军事有利地位，阎锡山调集重兵在大同-雁门关一带阻击国民军，最终在张作霖的配合下，击败了冯玉祥，并趁机拿下了绥远，晋军从此成了晋绥军，阎锡山一跃成了北方三巨头之一。

北洋军阀之间的混战到1926年基本结束，取而代之的是新兴的革命战争。1926年，蒋介石率领国军拉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吴佩孚、孙传芳相继被灭，冯玉祥五原誓师响应北伐，北洋系统只剩张作霖了。此时，雄踞山西的阎锡山成了双方竞相统战的对象。阎锡山是当年孙中山埋在北方的革命火种，为了在北洋系统的包围中活下来，一直在玩无间道，但无间道玩久了，容易迷失自我。存在最重要，立场无所谓。直到1927年6月，阎锡山才宣布山西改旗易帜，9月发兵向奉军开战，此时奉军已经独木难支了。

晋军突袭奉军后不久，即遭到了张作霖的猛烈反击，晋军全线溃败，再次退守雁门关一线，只有傅作义的一个师在涿州死守，一战成名。此后，晋军善守的名声不胫而走。阎锡山单挑张作霖，自然是打不过的，但是阎锡山只是国民革命军四巨头之一，另外三个巨头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一出兵，张作霖节节败退，撤往东北，张作霖本人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张学良改旗易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北伐战争结束。

北伐期间国民革命军四巨头

在这一些列的大事件中，阎锡山左右逢源于各大势力之间，熬死了一连串的对手，维护了山西的和平与稳定，还在最后关头抢上了北伐战争的末班车，华丽转身，成为国民政府的四大股东之一，控制了北京、天津、察哈尔、绥远四块地盘，堪称名实双收。能从北洋系统转舵到国民政府的军政大佬，也就冯玉祥和阎锡山二人，前者面厚心狠，人称倒戈将军，麾下拥有数十万虎狼之师，战力强大，弱点是没钱，穷；后者低调隐忍，精于算计，地盘不大军队不多，但自成体系，自给自足。大浪淘沙，下一轮淘汰赛，谁走谁留，端倪已现。

五

如果说北伐是国民党与北洋系统之间的生死对决，那么蒋桂战争、蒋冯战争以及之后的中原大战则是国民党内部的重新洗牌。起初，阎锡山是打算与蒋介石合作的，毕竟，蒋介石代表中央，势力也最强大。所以在蒋桂战争和蒋冯战争中，阎锡山都适时的保持了中立，桂系和冯玉祥相继被击败后，蒋介石开始打阎锡山的注意。

具体而言，蒋介石在两件事上伤了阎锡山的心。一是，蒋介石任命阎锡山为中华民国海陆空军副司令，阎锡山很高兴的接受了，然而很快，蒋介石宣布在中央有职务的人不能在省里兼职，必须到南京办公，这明显是个坑，阎锡山很不爽。二是，宋子文到北平与阎锡山商量划分平津两市的税收，结果宋子文坑了阎锡山一把，拿走了两地的税收，阎锡山向中央申请增发公债充作军费，但被蒋介石拒绝。

中原大战舆论战

阎锡山退无可退，决定不再与蒋介石合作，并联络各方反蒋势力，组织统一反蒋战线，李宗仁、冯玉祥、石友三、孙殿英、刘文辉、樊钟秀等纷纷响应，拥戴阎锡山为反蒋联军总司令。1930年5月，中原大战打响。历时五个月的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胜利告终，冯玉祥的西北军在蒋介石钱弹的攻击下纷纷瓦解，手下大将门改换门庭自立，不再听从老冯的命令，冯玉祥从此失势，阎锡山跑得早，把败军撤回了山西，保住了本钱。

中原大战给了南方的红军以喘息之机，战争一结束，蒋介石就调转枪头围剿红军去了，北方残局则全部委托给张学良收拾。当然，阎锡山和冯玉祥想要蒙混过关也是不可能的，蒋介石明确表示，要求冯玉祥和阎锡山通电下野，为此，还出动空军轰炸太原。在蒋介石的高压之下，冯玉祥宣布下野，隐居山西汾阳，阎锡山安排好山西人事问题后，宣布下野，出洋考察，然后离开山西，辗转去了大连。

中原大战可谓阎锡山政治生涯上的最大挫折，阎锡山不仅没能击败蒋介石，更上一层楼，反而丢了北伐战争以来所获得一切，甚至老家山西都即将保不住，只能远走他乡做寓公。好在阎锡山不比冯玉祥，一垮就站不起来。阎锡山内外兼修，山西被经营的铁桶一样，所有重要岗位的人都是阎锡山一手提拔栽培的，阎锡山自信虽然已经下野，但还是能指挥得动他们，阎锡山也自信他的时代还远未结束。

中原大战前夕的冯玉祥、蒋介石、阎锡山

在大连期间，阎锡山主要做两件事情，一是学习和研究理论，军国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都有涉猎，博采众长，合乎一中，形成公道主义理论，探究救国救民的济世良方；二是遥控山西政局，利用亲信徐永昌、杨爱源牵制省主席商震，破坏蒋介石和张学良对晋军高级将领的渗透和拉拢。

山西无主，东北军、国民党党部、共产党势力纷纷进入山西活动，局势动荡不安，时间长了难免有变，加之东北局势日趋微妙，阎锡山觉得大连不再安全，便以老爹生病为由，秘密回到了山西。张学良和蒋介石听到阎锡山返晋后，大为震惊，要求阎锡山立即出洋，以正视听。阎锡山打太极墨迹，根本不惧二人的压力，淡定的以白衣之身整顿山西秩序。

很快，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自顾不暇，蒋介石焦头烂额，自然无人理会阎锡山。阎锡山抓住机会，大肆活动，先是让国民政府取消了对他的通缉，然后派徐永昌游说张学良和蒋介石，获得了谅解，进而于1932年2月被任命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统帅晋绥两省军队，正式复出！

六

从复出到抗战这段期间，阎锡山又遭遇了两次危机，先是华北事变，日本人计划拉阎锡山坐庄，让华北五省自治，一系列威逼利诱下来，阎锡山第一次感受到了张作霖当年的纠结与无奈，好在阎锡山的水平并不亚于张作霖，滑溜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自己没下水，还劝住了宋哲元。之后则是1936年2月的红军东征。红军撤到陕北后，物资奇缺，迫切需要补给，而山西经过阎锡山的苦心经营，比较富庶，晋绥军的战斗力又很一般，所以红军决定拿下山西，打出的旗号东进抗日，讨伐卖国贼阎锡山。虽然红军最终被中央军和晋绥军击退，但山西40几个县遭受了战火，损失惨重，中央军也趁机开进了山西，阎锡山成了最大输家。

红军东征（剧照）

而在此之后，如何与日本人，国民党，共产党三股势力打交道，也成了阎锡山最为头疼的问题，由此也有了“在三个鸡蛋上跳舞”之说。

抗战初期，日本人气吞山河、势如破竹，国、共、晋绥军自然是一致对外，协同作战的。但是到了抗战相持阶段，日本人暂停了大规模进攻，形势就变得微妙起来了。在山西，日本人占领了大部分城镇和主要交通线，八路军占领了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地区，中央军退守晋南中条山地区，阎锡山只控制着晋西南一隅。

八路军在山西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阎锡山的放水，先是为了换取八路军进入山西作战，阎锡山答应八路军在晋绥冀察等地打山地游击战，建立敌后根据地，其次是阎锡山计划利用共产党和的组织和宣传能力，整合山西抗日力量，于是组织了牺盟会和山西新军，结果牺盟会和新军逐渐被中共掌握，1939年晋西事变之后，牺盟会、山西新军以及各县地方部队约50个团共计15万人正式并入八路军，山西局面为之一变。

抗战期间退守晋西南的阎锡山

在阎锡山看来，抗战只是手段，目的是存在和复兴。如果不能保证存在，那抗战就没有意义。反过来，日本人可以灭亡阎锡山，共产党也可以灭亡阎锡山，至于国民党，鞭长莫及，可以暂时不用管。在这里，阎锡山再次根据“中”的哲学，确立了与以上三方打交道的原则：抗日和日，拥蒋拒蒋，联共反共。抗击日本，但也要准备与日本议和，共同对付共产党；拥护蒋介石，也关键时候也要说不；联合共产党抗日，也要反对共产党鸠占鹊巢。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无所谓敌人和朋友。

对日本人，阎锡山打打谈谈，对国民党，阎锡山迎迎拒拒，对共产党，反反复复，每每都是点到为止，从不走极端，所以各方势力也能容下他。等挨过了抗战，阎锡山回到太原，再次成为赢家。

国共内战时间，阎锡山在对共产党的问题上没再反复，很早以前，阎锡山就深入研究过共产主义，在阎锡山看来，共产主义虽然有部分可取之处，但太极端，与“中”的哲学以及公道主义背道而驰，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至于三民主义，虽然阎锡山也不尽赞同，但总的说来，三民主义并不极端，吸取了很多中国传统思想，与“中”的哲学有很多共通之处，可以合作。

阎锡山面见蒋介石

阎锡山对共产党的极端排斥，体现在太原保卫战中。在傅作义投降、国军华北主力尽丧的情况下，阎锡山拒绝了共产党的统战，据城固守，战斗到了最后一刻，太原也由此成为国军在华北最后被攻克的堡垒，比南京撑的时间还长，此役也是国共内战中历时最长、战斗最激烈、付出代价最大的城市攻坚战。

1960年5月23日，阎锡山在台北逝世，国府打算为其举行国葬时（阎曾出任国名政府行政院院长），台湾《民族晚报》发表《阎锡山值得国葬吗？》的社论，指责阎锡山是国民党在大陆垮台的祸首，正是阎锡山当年放水，导致“赤祸”由陕北蔓延到山西进而席卷华北，从此一发不可收拾，阎锡山功过相抵，不配国葬。

台湾，晚年阎锡山

再厉害的水手，也挡不过历史的大潮，所谓生存智慧，所谓精明圆滑，所谓功劳，所谓罪孽，在无产阶级的铁拳下，通通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