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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煞有介事的【网络冷知识-郭荣】

后世俗称后周第二任皇帝为“周世宗”或“柴荣”“柴世宗”。近些年网络论坛因这个“柴荣”衍生了个现象：比如我在讨论时说“柴荣”，经常有人纠正说叫“郭荣”，更有甚者以此为“鉴定器”。他们认为凡是说柴的都是不懂历史，相对应凡是叫郭荣的说明对这个“冷知识”有一定了解。

然而实际上“柴荣”是后世习惯称谓，没有纠偏的必要。学术界普遍都称呼周世宗为“柴荣”（我是没见过学界有谁喊“郭荣”……），学界的学者们当然知道世宗活着时应该姓什么，没人在意这个习惯称谓。

唐末五代改名换姓的事例极为普遍：

李存审从未恢复本姓，但后世叫他李存审、符存审的都有。

李绍荣生前并未恢复本姓，死后被李嗣源更改，但后世称他元行钦较多。

例子还有很多就不列举了。只需知道一些人强行纠正他人喊“郭荣”属于小题大做就是了。

二、将世宗恢复“柴”姓是赵匡胤兄弟做贼心虚掩耳盗铃？

网络上很多人认为赵匡胤兄弟欺负孤儿寡母，为减轻自己篡位不良影响，刻意抹黑世宗的法理来拖下水转移篡周的注意。 虽然这说法在网上屡见不鲜，但这是个缺乏根据的猜测。《旧五代史》也未强调过世宗姓柴，赵匡胤兄弟不背这个锅。

学界聊北宋的柴氏称谓的文章不少，本文推荐一篇王善军的《特权庇护_宋代的邢州柴氏家族》，这里择其简要概述关于柴姓：

后周皇族郭氏直系绝后（也可能稀缺），所以至少自宋仁宗开始，安排后周的后族-柴氏后人来祭祀周皇族郭氏。到了定到内殿崇班、相州兵马都监柴泳成为诸柴最尊长者主持祭祀时，大概出于私心，不遵传统，擅将世宗的姓名文字改为柴。司马光认为很不妥，将此事报告皇帝，皇帝问王安石，王安石的态度是“作柴也无妨”。或许出于反对司马光，亦或是王本就喜好改制，或者出于世俗便利的实际考虑，自此北宋官方大概率默许了柴氏后人“将世宗作柴荣”的做法。 自此“柴荣”流行于世。

《 宋史 》 卷119《 礼志 · 录周后 》 ，第2798页

综上，将周世宗“改姓”为柴，并非北宋赵氏刻意隐藏祸心，系后周郭氏可能绝嗣前提下，由奉祀的柴氏后人推动（将前朝太后和皇帝都作柴姓宣传，于柴氏家族来说必然荣耀无比），并得到宋神宗君臣的允许。

（了解详尽可参考王善军的《特权庇护_宋代的邢州柴氏家族》）

三、隋唐五代以来的“义儿”观念并非后人想象伦理道德概念上的拟血缘关系。

日本学者堀敏一、栗原益男等皆将其视为节帅对属下的一种人身支配，栗原益男更将五代常见君主赐予节度使铁券的现象理解为这一人际关系的延伸。（《唐末諸叛乱の性格——中国における貴族政治の没落にっいて 》，《唐末五代変革期の政治と経済》，第292～297页；栗原益男：《唐五代の仮父子的結合の性格——主として藩帥的支配権力との関連において 》《鉄券授受現象からみた君臣関係にっいて——唐朝·五代を中心として 》，《唐宋変革期の国家と社会 》，第159～192、223～280页。）

亦有学者如傅衣凌、谷霁光等从封建社会结构变迁的视角讨论唐末五代豢养义子的风气，指出其保留了奴隶制与村社制的残余 ，或认为这是作为私人募佣兵制的伴生物而存在。（傅衣凌：《唐末五代义儿考》，见《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2～73页。谷霁光从唐前期国家征发的义务兵制、中唐至五代藩镇的私人募佣兵制至宋代国家募佣兵制的线索中来理解“义儿”及“义儿军”的形成（《泛论唐末五代的私兵和亲军、义儿》，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第21～34页）。另参张国刚：《唐代兵制的演变与中古社会变迁》，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第178～189页）

看完学者们的分析，回过头再来看欧阳修王安石等人对唐末五代的义儿风气批评并非毫无道理，那种义父子间的利益支配关系格外明显，并非儒家传统伦理观念上的“恩同父子”。陈寅恪说李唐承袭很多塞外胡人的习俗风气还是比较客观现实。

将周世宗改回本姓由上文可知系柴氏后人的推动，这种做法在宋代人的伦理道德观念回归的风气下也会很顺利得到推广。非网友们臆想中的“赵匡胤畏罪改柴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