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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年，刘璋主动派法正到荆州迎刘备入川，这对刘备而言，真可以说是天赐良机。刘璋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概括地说，是受到张松和法正的影响，而这二人早已与刘备互通声气，所以，我们应该说这是一次政治战的成功运用，至于其中的细节今天人们已无法知道。　　

刘璋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主要是受到曹操的威胁，换言之，他希望借重刘备去抵抗曹操。但这却是一个致命的决定，真是引狼人室。刘备入川带去的部队并不多(约二三万人)，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他希望用政治手段来达目的，而不准备使用武力。假使兵带得太多，反而会引起刘璋的猜疑。同时荆州是其立足之地，而且对未来发展非常重要，所以必须留驻重兵。因此，他把他所有的老部下(包括诸葛亮)都留在荆州，而只带赤壁战后吸收的新部下前往益州。　　

这些安排都不错，但可惜入川之后并不像他所想像的那样顺利，结果还是不免使用武力，这也给予后世一个很有价值的启示：政治手段往往有其极限，想完全不用武力可能是一种一相情愿的想法。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要想收获必须付出成本。事实上，刘备征服益州一共花了4年的时间，到214年，才算是终于达到了“跨有荆益”的目标。换言之，也就是勉强完成了《隆中对》所想像的第一个阶段。

不过，所付出的成本也很大，就战略而言，最大的牺牲就是不得不动用保留在荆州的总预备队。诸葛亮、张飞、赵云都奉调入川，在荆州只有关羽留守，这对于未来的战略发展构成严重的隐忧。

当刘备“取成都”这幕戏刚刚收场，孙权导演的“讨荆州”就紧跟着上了场。吴蜀之间的争论根本不是讲理的问题。双方的关系本来就是以利害为基础，从国际关系的理论来看，这也非常正常，古今中外都是一样。所以“借”和“讨”只是一种外交辞令，不必多花时间去研究。

孙权之所以要与刘备缔结同盟，主要是想对抗曹操。213年，曹操再度南征，至濡须口而还，此后孙曹关系遂趋于缓和，其暗示孙权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需要刘备的合作。同时，刘备的主力都已入川，荆州空虚，也授人以可乘之隙。这些因素加在一起，结果即为孙刘交恶，战祸一触即发。　　

吴将吕蒙袭取了长沙、桂阳二郡，关羽往救也为鲁肃所击败。荆州眼看危在旦夕，刘备只好亲率大军赶到公安，准备发动反攻。孙刘如此失和，无异给曹操制造机会，于是他开始进兵汉中。此时刘备才决定与孙权讲和，最后双方达成了协议，关系又恢复正常。这次签订的和约很值得分析，结果是双方以湘水为界，平分荆州，东边属孙权，西边则属刘备。刘备牺牲了长沙、桂阳二郡的大部分，而换得了南郡的江北部分。从战略观点来看，刘备并未吃亏，因为刘备志在中原，南郡对他有特殊的重要性，可以作为跃出的跳板。令人百思不解的是《三国演义》对这次孙刘交战及其后果竟然一字不提。

这一事实对于研究者而言有很大的重要性，因为若不知道这段插曲，则对以后的若干变化就不易获得相当的了解。　　

对于刘备而言，危机虽然度过，但很明显，这是一次严重的警告，它至少已经暗示出下述四个问题，一位心灵够敏感的战略家，对此警告决不会忽视。　　

1．它暗示刘备新征服的荆益帝国，基础非常脆弱。对于他来说，显然扩张得太快。所以他迫切需要的就是时间，好让他能够用来巩固其新帝国，那也就是应该赶快推行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建议的内政和外交政策。　　

2．到了跨有荆益之后，东吴的合作对于刘备而言，其重要性也就日益明显。严格地说，若无孙权的合作，不要说是进攻中原，就连确保荆益都很困难。诸葛亮对此早有认识，但刘备是否有此共识则似有疑问。不过，想争取东吴的合作，必须付出重大的成本，这是一个关键问题。争天下者必须不惜成本，刘备的老祖宗刘邦在这方面有杰出的表现，可惜他的子孙远不如他那样有魄力。　　

3．荆州虽为“用武之国”，但就战略地理而言，它的形势暴露，夹在孙曹两方之间，的确是腹背受敌。所以除非后方的安全有足够的保障，否则贸然向北进攻，实无异于自取灭亡。欲求后方安全能有保障，则所依赖的有两个因素：(1)与东吴保持可靠的同盟关系；(2)当大军北上时，荆州仍有足够对抗奇袭的能力。　　

4．基于以上的分析，则刘备对于荆州不仅应留置适当的兵力，而且更应慎选留守的将领。这里就要谈到关羽的问题。当初刘备入蜀时，把诸葛亮留在荆州，这种安排是正确的，等到以后，诸葛亮不得不调走时，留下关羽守荆州，也算是合理的安排。有人曾指出，若能改派赵云，荆州也许不会丧失。这不仅是一种“后见之明”，而且依照当时的情况也不可能。关羽在刘备军中地位最高，根据人事制度当然非他莫属。还有一点最容易引起误解，那就是赵云的地位。大家都被小说骗了，以为赵云仅次于关张，实际上，赵云的官阶要低得多。　

瓜分荆州之后，孙刘双方虽能暂时和平相处，但真正的合作关系并未建立。尤其是关羽不仅完全不懂外交，而且态度也非常恶劣。东吴方面，一向主张联刘抗曹的鲁肃又已病逝，接替他的人是吕蒙，正是上次危机的制造者。到217年，孙权与曹操恢复正常关系，所以实际上，孙刘的关系已经接近破裂的边缘。　　

就在同一年，刘备接受法正的建议，进兵汉中，而曹操在与孙权和解之后，遂于次年进兵长安，出斜谷，到汉中与刘备对抗。这次汉中战役打到建安二十四年五月才结束。结果是曹操退回长安，放弃汉中。对于刘备而言，这是一次很大的胜利，同时，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单独击败曹操，但可惜这也是最后一次。　　

汉中战役胜利结束之后，刘备又接受法正的建议，在七月间自立为汉中王，并且大封功臣。从战略上来看，这一行动并非没有意义。汉朝的中央政府此时已经名存实亡，不绝如缕，曹操已在建安二十一年晋爵为魏王，这也是篡汉的先声。刘备素以复兴汉室为己任，此时重建一个政治中心可以发挥号召作用，而且汉中是当年高祖发祥之地，称汉中王，更可振奋人心。　　

刘备称王之后就回到成都，只留下魏延镇守汉中，表示战事已经完全结束。但非常奇怪，关羽却在八月从南郡向襄阳和樊城发动攻击。假使说这个攻击是在汉中战役尚在进行时发动，则在战略上具有牵制的作用，但到此时发动，简直是画蛇添足，毫无意义。我们也不能认为那是由于协调不佳，在行动的时机上缺乏密切的配合，因为汉中的战事在五月即已结束，到八月中间隔了三个月，足以证明二者之间不可能有任何关联。　　

关羽这次行动与诸葛亮的《隆中对》没有任何思想上的联系。因为诸葛亮所假想的“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是总体计划中的一部分，绝非单独行动，而且更有其必要的先决条件。

第一，必须“外结好孙权”。很明显，仅凭荆益之众还是不能收复中原，要想打倒曹操必须孙刘协力。所以对于孙权的要求不仅为消极的中立，而是积极的合作。

第二，必须“天下有变”。除非曹魏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问题，否则即令是孙刘合作，也还是胜算很少。

第三，荆州方面的攻击只是钳形攻势中的一面，而且也不是主攻，刘备在结束汉中战役之后，很显然需要休息，自无“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的可能，所以关羽的行动更是荒谬。　　

关羽的行动很可能是出于他自己的决定，事先甚至不曾报告刘备，因为照当时的情形来看，他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他之所以这样做，其动机可能是看到他人在汉中立有战功，所以希望自己能有更好的表现。不管如何解释，他的战略却是完全错误的。结果在初期虽能获得若干战术性的胜利，但等到攻城不下，曹军来援助时，吕蒙从后面发动奇袭，攻占江陵，使其进退失据。关羽此时腹背受敌，其毁败已成定局，到十月间由樊城退走时，中途遇伏击被杀。　　

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说：“吴更违盟，关羽毁败。”就逻辑而言，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因为吴若不违盟，则关羽北进不利时还可以退回荆州。但就战略而言，关羽发动攻击时，孙刘之间的同盟关系早已不存在(至少是名存实亡)，所以当时关羽要想守住荆州都已不易，如何还可以轻举妄动？　　

有人指出，当关羽受到魏吴两面夹攻时，刘备为什么不赶紧援救，而坐视关羽毁败呢？从时间上来分析，似乎可以获得一种解释。关羽是八月出师，到十月全军覆没，前后不过两个月，而在最初阶段他还打得很好，所以情况的逆转来得太快，从成都到荆州距离相当遥远，以当时的通信和运输条件而言，刘备很难采取适当的措施。　　

总而言之，问题的关键还是孙刘不能合作。本来在国际事务中，总是和比战难，双方不能合作，不一定是哪一方面错，甚至都没有错。不过，从战略的观点来看，刘备若欲进窥中原，甚或只想确保荆益，都有赖于孙权的合作，则实属毫无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