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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年（1860）是满清立国以来内外交困危机空前的一年：南方，太平天国尽占江南富庶之地；北方，英法联军兵锋直指北京。

此时，咸丰帝不得不态度开始软化，同意英法公使进京换约，并派出自己最信赖的怡亲王载垣前往谈判。

9月11日，载垣等人提议英国专使额尔金回到天津继续和谈，为额尔金所拒绝。14日，额尔金派巴夏礼和威妥玛前往拜会载垣进行试探。16日，“经过八个小时的讨论，中国特使接受我们的所有条件，其中确定了一个叫做‘五里点’（张家湾以南五里）的地方，距通州六英里，联军可去那里驻扎，同时大使率一千人进京。”

到了17日，英法双方派遣使团再去通州见中方全权大臣，就安排英法特使和全权代表会谈作最后敲定时，却“发现他们强烈反对额尔金勋爵向中国皇帝面呈女王书信的提案。”似乎此举刺中了咸丰帝的痛处，因为外国使节只会用西方的礼节来觐见，不会对他行三跪九叩的“朝礼”；而且，《中英南京条约》等的正式文本从来没到过北京，即便是盖玺，也是由军机处将盖有国玺的黄纸送到广州，由两广总督贴在条约文本上的，因为“天朝”大皇帝绝不会、也不该去看这些不光彩的东西。

实际上，因为使团中文翻译巴夏礼经常代替专使额尔金出面与满清打交道，满清朝野误认为巴夏礼为“谋主”，早在9月14日咸丰帝就已下旨：“羁留在通（州），勿令折回，以杜奸计，他日战后议抚，再行放回。”载垣立刻通知僧格林沁，截拿巴夏礼使团。

巴夏礼在写给他妻子的信中写了被抓的经过：“18日的白天……中国人已发现我们，他们的骑兵从右边陆续跳了出来。我们的路被堵住了，我恳求前方的军官让我们通过，并且出示了休战的旗帜，但是他坚持在没有得到将军和上级军官的指令时拒绝我们的请求。我和洛奇以及一名骑兵只好带着白旗离开了那里，走着走着忽然发现自己的身边出现了很多拿着火绳枪的人，他们看上去正要开火。因为没有其他长官在场，我马上飞快地奔过去阻止他们。说时迟，那时快，我们转眼间就被他们包围了……抵抗是毫无意义的，我唯一的指望是我举着的休战旗帜可以发挥作用……就在这时，官衔更高的人出现了，他就是中国的总司令僧格林沁亲王。他曾经在很多情况下向我们举起休战旗，所以我指望这次他也能尊重我们的休战旗帜，也许面对这位高官，对我们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希望很快就破灭了，当我向他靠近时，他的随从一把把我抓住，并且用力地把我按下去，因为我没有立刻遵守命令跪下。洛奇和另一名骑兵也受到了同样的对待……”

就这样，应遨入通州进行停战谈判的英法外交使节巴夏礼等一行39人分别被抓，清军如此对待在免战白旗保护下通行的军人和外交官，英法联军很快表示忿忿不平：在所有文明国家，不是有谈判者人身不受侵犯的规则吗？当时英法联军中已有军官流露杀气腾腾的口气：“务必冲向中华帝国首都，要使满清君王心惊胆战，要不惜任何代价救出人质。”

载垣刚刚拿获巴夏礼时，上奏中洋洋自得的称：“该夷巴夏礼善能用兵，各夷均听其指使，现已就擒，该夷兵心必乱，乘此剿办，谅可必操胜算。”哪知此后张家湾、八里桥战事一败如水。22日，咸丰帝从圆明园后门出逃，这是满清历史上第一次皇帝出逃京城。40年后，他的妻子 (慈禧太后)带着他的侄子(光绪帝)再次出逃。

留在北京的“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恭亲王奕訢，一再致书英国专使额尔金、法国专使葛罗，以巴夏礼为人质，要求停战议和。10月6日，英法联军在北京安定门、德胜门外再次击败满清军，奕訢避往万寿山，不得不于8日释放了巴夏礼和洛奇、以及锡克兵纳尔辛等人。又分别于12日、14日释放了其他人质和归还死去人质的尸体。根据法军在安定门城墙上发的通告：“英军被俘人员26人，其中幸存者13人，遇难者13人；法军被俘13人，幸存者6人，遇难者7人。”这些遇难者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满清牢狱中被虐待折磨致死。

《巴夏礼在中国》写道：“他的脖子被套上了重重的锁链，手和脚也被锁上了……绳索夹得十分紧，他的手已经肿成了平常的两倍大……到了半夜，他再次被拖到了拷问处，他受到了虑待，各种各样的刑罚都是以前闻所未闻的。4个人过来将巴夏礼抓紧，不停地抽打他……”9月22日，巴夏礼的处境有所改善，大概是因为咸丰帝出逃，恭亲王要用巴夏礼来谈判，所以使他享受了特别的待遇。

英国专使额尔金在日记中写道：“关于其他被俘友人的命运，我们收到了不幸的消息。这种罪行令人发指，我们必须严厉对待，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今后的安全。”法国专使葛罗写道：“两地军营都愤怒至极，但要克制强烈的复仇欲望，不知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忍受力！我的英国同僚（额尔金）好像要把事情闹大：他是想推翻清王朝，帮南京反叛者一把？不管怎么样，事情得有个了结。”英军统帅格兰特写道：“由于人质受到的酷刑以及死亡人数之大，额尔金勋爵和我认为必须让满清皇帝接受惩戒性惩罚并留下报复的痕迹，因此决定摧毁皇帝宏伟的夏宫（圆明园），把它烧为平地，但这个计划遭到（法国）蒙托邦将军的反对，拒绝联合行动。”

10月18日，遍布圆明园的众多建筑被英军付之一炬，而19日整整一天，它们还在燃烧。洛奇回忆道：“黑云被风吹送，像一个巨大的黑色斗篷，罩在北京城的上空。”配合这骇人的黑云，额尔金写了一份中文的声明，贴在附近所有的建筑和城墙上，大意是：“任何一个人，不论地位如何崇高，背信弃义之后都不能逃脱惩罚，焚烧圆明园，只是要惩罚满清皇帝违背自己的承诺，以及亵渎停战白旗的卑鄙行为。”

在后来给法军的信件中，额尔金与格兰特十分完整地表述了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额尔金说：“从各个方面考量了这个问题，就我看来，几个方案之中最可取的就是焚烧圆明园，除非我能够放弃我的职责，忽略我们所进受的罪行，不作实际的惩罚。而且我有理由认为，这个行动能在中国产生更大的影响，给清帝更大的伤害，在远处旁观的人对此是很难估量的。这是清帝最喜爱的住处，将之毁去，不仅仅动摇他的威严，也会刺痛他的感情……惩戒针对的不是中国人民，他们是无辜的，惩戒完全是针对满清皇帝的，他不可逃脱对罪行的直接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