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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谣言的源起：

严格来说，这则谣言可以称之为“官谣”：

贞观二年，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

  此段文字第一次出现于《贞观政要》卷八《辩兴亡》，通过李世民之口亲自盖棺定论，此后因各种原因广为流传，遂成为评价杨坚个人品德和执政手段之重要凭据之一。其中牵涉到两点：

一是行为：大灾来临，仓库盈溢，杨坚竟然不开仓放粮赈灾；二是道德品性：由此可看出杨坚此人不怜百姓而惜仓库。

后世也因此有不少人（也包括如今的某些网友）据此认为杨坚个性吝啬，压榨百姓，甚至上升到认为隋朝仓库之富，全来自这样的吝啬和压榨。

    另一方面，不同的史料却给我们呈现了杨坚及其义仓制度的另一面：

    贞观二年四月，尚书左丞戴胄上言曰："水旱凶灾，前圣之所不免......故隋开皇立制，天下之人，节级输粟，多为社仓，终于文皇，得无饥馑......

此段文字出自《旧唐书.食货志》。几乎相同的文字也出现在《旧唐书.戴胄传》和《唐会要》，其真实性非常高。

与《贞观政要》中的记录和评价不同，这段文字高度评价了杨坚所立之义仓制度和由此取得的赈灾效果，其中虽不免夸大（天下“得无饥馑”实无可能做到），但至少表明了贞观初期群臣对杨坚执政时期义仓制度和赈灾手段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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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一件史实，不同的记载：   

上表可知：开皇十四年灾荒事件，相关史书都有记载，都认同当年关中地区曾发生过重大饥荒，也都记载了隋文帝救灾的方式是带领百官和关中百姓一同就食于关东洛阳。但唯独《贞观政要》相对其它史料，却加多了两条：“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隋文帝不怜百姓而惜仓库”。这两条正如我们之前所说，一条指向隋文帝救灾的手段，一条则直指隋文帝的个人道德。可是，《贞观政要》所加这两句话真实性如何？史料来源是哪儿？所加评论是否客观呢？

吴兢身为唐玄宗时期的史官，其写作《贞观政要》，至少离隋文帝执政时期已经过了百年时光，书中所列有关隋文帝的史料，至少已是二手甚至三四手。《隋书》和《北史》等史书编于唐初，离隋文帝更近，显然更有可能获得第一手史料，这些史书众口一词，既提到了当年的饥荒，也提到了隋文帝带领百官和关中百姓就食于洛阳，却从来没有提起隋文帝有所谓的不开仓赈灾之事，那么《贞观政要》从何而知隋文帝吝啬仓库不惜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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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移都就食:

（上表可见：唐太宗、唐高宗和唐玄宗都曾多次移都就食至洛阳）

  移民就食是古代常见的赈灾方式之一。当某地发生大规模饥荒后，受限于古代交通困难的特定条件，朝廷往往不得不组织灾民向没有灾荒、粮食储备相对丰富的地区逃荒，历朝历代这种救灾方式都屡见不鲜。

移都就食则是移民就食的超级升级版，如果说后者相对常见的话，前者则相当罕见，因为这意味着不仅百姓要大规模逃荒，甚至整个朝廷和官僚系统都要迁移，这本身就是政治影响相当重大、牵扯事宜相当广泛的事件。而且天子亲自带着百官和百姓去洛阳“乞讨”，历来不仅罕见而且尴尬，从上到下大家都明白此事不太光彩。所以如果事情不是真到了万不得已，朝廷其实不会轻易去移都就食。

隋唐统治者因各种原因都定都于关中，且因隋唐国力强盛，都城规模宏大，所以关中地区人口猛增，密度极高。但历经长达数百年魏晋南北朝乱世之后，关中地区环境恶化，植被减少，水土流失严重，灌溉系统大量荒废，早已无法承受大量人口的聚居；与此同时，连接关中和关东地区的漕运运力严重不足，无法及时从外界获得足够的粮食支援。丰年尚可以勉强支撑，一旦受灾，关中地区的粮食供应就会出现重大危机。所以，隋和唐朝中前期，移都就食现象曾反复大量出现过，之所以其中几位统治者曾把都城迁往洛阳，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开皇十四年旱灾，隋文帝采取的就是“移都就食”之法，带领百官和百姓从关中就食于洛阳，显然此时事情已经紧急，关中粮仓很可能已经耗尽：

（《隋书.食货志》也有记载：是时义仓贮在人间，多有费捐。十五年二月，诏曰："本置义仓，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计，轻尔费捐，于后乏绝）。

《隋书》和《北史》的编者应该明白个中原由，所以相对真实且客观地进行了记录，并不认为这是隋文帝故意不开仓救灾所导致，更不存在所谓的隋文帝怜仓库而不惜百姓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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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义仓制度：

（开皇五年）于是奏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养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观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即委社司，执帐检校，每年收积，勿使捐败。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谨者，即以此谷赈给。

是时义仓贮在人间，多有费捐。十五年二月，诏曰："本置义仓，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计，轻尔费捐，于后乏绝。又北境诸州，异于余处，云、夏、长、灵、盐、兰、丰、鄯、凉、甘、瓜等州，所有义仓杂种，并纳本州。

  十六年正月，又诏秦、叠、成、康、武、文、芳、宕、旭、洮、岷、渭、纪、河、廓、豳、陇、泾、宁、原、敷、丹、延、绥、银、扶等州社仓，并于当县安置。（以上均出自《隋书.食货志》）

以上几段史料，对我们了解隋朝粮仓制度（尤其是义仓制度）非常重要，可知：隋义仓制度，是在隋文帝开皇五年时所立，收入为民间自给，管理者是民间社司（百姓则二十五家为一社，其旧社及人稀者，不限其家），义仓粮食主要用途为赈灾；开皇十五、十六年时有改革，管理者变更为州县。

不开仓事件发生在开皇十四年，此时义仓制度还没有改革，义仓的管理者是民间社司，并不是中央及地方朝廷。请问此时杨坚有何立场突然下诏不准开仓救灾？

即使有此诏令，请问这样的诏令如何能快速传达给遍布地方成千上万之民间社司？

即使能迅速传达，请问这样的诏令如何能做到保密，消息不会传开，不使百姓得知？

移都就食期间，杨坚及百官及百姓曾同行于就食路上，杨坚还下令左右不得打扰百姓迁移，遇到困难还需上前帮忙。请问如果杨坚真的曾下令故意不开仓赈灾，就不怕百姓因此而愤怒哗变？还竟敢冒此绝大之风险，与百姓一路同行于就食之途？（关中大旱，民饥，上遣左右视民食，得豆屑杂糠以献。上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责，为之不御酒肉者，殆将一期。八月，辛未，上帅民就食于洛阳，敕斥候不得辄有驱逼。男女参厕于仗卫之间，遇扶老携幼者，辄引马避之，慰勉而去。至艰险之处，见负担者，令左右扶助之。——《资治通鉴.隋纪二》）

如此，《贞观政要》中的记载，可信度究竟有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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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隋文帝对救灾和减免税赋的一贯态度：

（开皇）五年五月，工部尚书、襄阳县公长孙平奏曰："......去年亢阳，关内不熟，陛下哀愍黎元，甚于赤子。运山东之粟，置常平之官，开发仓廪，普加赈赐。少食之人，莫不丰足......"

其后关中连年大旱，而青、兖、汴、许、曹、亳、陈、仁、谯、豫、郑、洛、伊、颍、邳等州大水，百姓饥馑。高祖乃命苏威等，分道开仓赈给。

又命司农丞王禀，发广通之粟三百余万石，以拯关中，又发故城中周代旧粟，贱粜与人。

买牛驴六千余头，分给尤贫者，令往关东就食。其遭水旱之州，皆免其年租赋。

其后山东频年霖雨，杞、宋、陈、亳、曹、戴、谯、颍等诸州，达于沧海，皆困水灾，所在沉溺。十八年，天子遣使，将水工，巡行川源，相视高下，发随近丁以疏导之。困乏者，开仓赈给，前后用谷五百余万石。遭水之处，租调皆免。（以上皆出自《隋书.食货志》）

由上可见，杨坚对赈灾是不遗余力的，在其执政期间，自始至终有多次开仓放粮救灾之行为（包括官仓与义仓），甚至在其生命的最后三年，仍有遣使赈灾之记录：

  （仁寿二年）壬辰，河南北诸州大水，遣工部尚书杨达赈恤之。

  （仁寿三年）十二月癸酉，河南诸州水，遣纳言杨达赈恤之。（《隋书.帝纪第二》）

  除了各种救灾措施，杨坚还多次非常规减免百姓赋役负担，其力度之大，史上罕见：

（开皇九年）帝以江表初定，给复十年。自余诸州，并免当年租赋。

  十年五月，又以宇内无事，益宽徭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防。

  （开皇十二年）下诏曰："既富而教，方知廉耻，宁积于人，无藏府库。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

开皇十七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所有赉给，不逾经费，京司帑屋既充，积于廓庑之下，高祖遂停此年正赋，以赐黎元。（以上皆出自《隋书.食货志》）

  综上可知：隋文帝对赈灾一贯用心，非常重视；对于减免百姓赋役负担也一向大方，力度极大，也难怪《中国灾害通史》评价隋文帝每次灾害都能采取相关的救助措施，也难怪史学大家胡如雷评价隋文帝主动优复和历史上其他的统治者大异其趣。

有这样一贯态度的隋文帝，为何会在开皇十四年旱灾时突然对百姓吝啬起来了呢？《贞观政要》记载和评价的客观性和逻辑合理性有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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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最后的疑问：

1、开皇十四年不开仓之事，为何离隋更近的《隋书》和《北史》等不见记载，反而记载了杨坚不遗余力多次开仓放粮赈灾之举动？贞观二年戴胄的上书更是表达了自己对隋开皇时期义仓制度的赞赏。为何在离隋亡之后近百年的玄宗时期成书的《贞观政要》一书才突然出现了这一条（也几乎是史上唯一的一条，之后的《资治通鉴》很明显是抄录此条）记录？

2、《贞观政要》中，李二据此一件事形容杨坚为不怜百姓而惜仓库，似乎不止是对此一件事之评价，更是对杨坚全部作风和个性的总结。我们根据更广泛史料的记载，了解到杨坚对粮仓和赈灾的真实态度，可以思量：李二的这个评价，是否客观公正？

3、义仓制度：开皇十五年前，义仓的管理权是在民间社司，即使十五年后，义仓的管理权也只升级为地方州县，而不属中央朝廷。那么，开皇十四年的旱灾，杨坚如何能对义仓放粮不放粮进行管理？结合其余的信息，如当时的管理能力、防止信息扩散的能力，和百姓同行的风险等，杨坚下令不开仓的史料可信度有多高呢？

4、虽啬于财，至于赏赐有功，亦无所爱吝。乘舆四出，路逢上表者，则驻马亲自临问。或潜遣行人采听风俗，吏治得失，人间疾苦，无不留意。尝遇关中饥，遣左右视百姓所食。有得豆屑杂糠而奏之者，上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责，为之撤膳，不御酒肉者殆将一期。及东拜太山，关中户口就食洛阳者，道路相属。上敕斥候，不得辄有驱逼。男女参厕于仗卫之间，逢扶老携幼者，辄引马避之，慰勉而去。至艰险之处，见负担者，遽令左右扶助之。其有将士战没，必加优赏，仍令使者就家劳问。（《隋书.帝纪第二》）

由此条史料可知（除了这句总结性评论之外，还有其它许多具体材料可以佐证）：杨坚平时的作风，虽然为人节俭，但对于功臣、将士和百姓，不仅从不吝啬，反而非常大方（无所爱吝，必加优赏），何以开皇十四年突然有吝啬之举？据此而认为杨坚其作风一贯吝啬，评价是否客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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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后续的影响：

  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

仅凭《贞观政要》中可信度极低的一段记载，李世民的几句对话评价，就直接影响了后世对隋文帝执政能力和个人道德的评价，隋文帝竟因此成为“欠高尚”、“器量狭小”、“人不见德”和压榨百姓的君主，而其一向重视赈灾和大量减免百姓赋役负担的形象则长期被隐没，甚至被颠倒黑白。史官“传谣”之恶劣真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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