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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U-20亚洲杯，国青虽铩羽而归，但蒯纪闻的表现让人们眼前一亮。和依木兰、王钰栋、史松宸不同，结束国家队任务的他无法回到俱乐部征战职业联赛，而是要先去集训备战全运会。

全运会对于中国足球的人才培养意味着什么？

全运会的初衷与现状：从“人才摇篮”到“体制枷锁”

全运会足球赛事自增设青少年组以来，初衷是借助竞赛杠杆推动地方青训发展，通过奖牌激励各省市培养年轻球员。例如，上海、山东等青训强省通过整合根宝基地、鲁能足校资源，长期垄断全运冠军，形成了一定的人才储备。

然而，这一机制逐渐异化为“成绩至上”的政绩工程：各省市为争夺奖牌，投入大量资源组建全运梯队，却在赛后解散队伍，导致球员失去持续成长机会。2013年全运会后，新疆U18男足因未进决赛阶段被迫解散，球员们的足球梦戛然而止。

蒯纪闻作为2025年U20亚洲杯国青核心球员，3场造4球的亮眼表现引发媒体盛赞。然而，因其需备战2025年全运会资格赛及正赛，不得不长期封闭集训，错过中超联赛的实战机会。

全运会之于蒯纪闻：机遇与枷锁的双重性

体制红利：曝光与资源倾斜

全运会为蒯纪闻提供了展现能力的舞台。通过全运集训，他获得系统性训练和战术磨合机会，并在U20亚洲杯上大放异彩。上海队因全运任务将其纳入一线队名单，间接推动其职业化起步。

职业化瓶颈：与高水平联赛脱节

全运会长期封闭集训的弊端在于：

实战经验匮乏：技战术能力更多在低强度对抗中展现，缺乏职业联赛的高压锤炼。

成长路径断裂：全运会结束后，多数球员面临解散或沦为职业联赛边缘人。

体制与职业化的矛盾：全运会的结构性困境

年龄设置与职业化错位

全运会U21组别球员年龄偏大，赛事结束后解散队伍，导致21岁以上球员难以融入职业联赛。反观欧洲青训体系，U19以下球员通过梯队联赛逐步过渡到职业队，形成可持续成长路径。

“举国体制”与市场化的割裂

全运会依赖地方体育局与俱乐部的短期合作，但职业俱乐部青训投入不足。例如北京国安因梯队建设不力，导致北京队首次缺席全运会。这种“体校+俱乐部”的拼凑模式，既无法保证球员长期培养，也难与国际接轨。

国际对比：澳大利亚的启示

和蒯纪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澳大利亚球员丹尼尔-本尼，他在U20亚洲杯后回归英冠联赛，实现了国家队与职业赛事的无缝衔接。

澳大利亚通过“精英球员保护计划”，协调国字号任务与俱乐部赛事，确保球员在大赛后回归高水平联赛。而中国球员受限于全运会任务，被迫在“为国争光”与“职业发展”间二选一。

改革方向：从“成绩工具”到“人才孵化器”

调整赛制与年龄分组

将全运会足球组别调整为U17、U19等低年龄段，避免与职业联赛黄金成长期冲突。同时，引入跨年度联赛机制，使球员在赛事结束后仍有时间融入职业队。

强化职业联赛衔接

足协需强制俱乐部为全运球员提供联赛出场保障，例如上海海港为蒯纪闻报名中超的做法值得推广。此外，可建立“全运球员租借机制”，让未获俱乐部机会的球员租借至中甲、中乙积累经验。

借鉴“双轨制”培养模式

如日本青训体系，将校园足球与职业梯队结合，既保留全运会的选拔功能，又通过J联赛青年赛事提供持续成长平台。

蒯纪闻的困境与中国足球的未来

蒯纪闻的个案折射出中国足球人才培养的深层矛盾：全运会既是年轻球员崭露头角的跳板，也可能成为其职业化道路的绊脚石。唯有打破体制与市场的割裂，推动全运会从“政绩工程”转向“人才孵化器”，才能真正实现徐根宝所言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若继续让蒯纪闻们为全运会牺牲职业成长，中国足球或将在“虽败犹荣”的循环中，与世界杯梦想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