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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时就在体育馆里……

我离开东密歇根大学后，去了密歇根州的庞蒂亚克，在一支叫“查帕拉尔”的半职业球队打球。我们每个周末打两场比赛，我每个周末能挣500美元，是在一个叫罗伊·华盛顿的老哥手下打球的。他还给我弄了一辆车，好让我能去比赛。那辆车是别克Riviera，祖母绿的外壳，米色内饰，带个巨大的8轨磁带播放器。挺拉风的。

我们打的是大陆联赛，面对的都是些年纪大的球员。我不会说那是些“过气”的人，但那确实是一群“走过一圈”的球员，他们就像我一样——曾遇过困境，比如受伤，运气不好等等——但他们依旧热爱篮球。

而我，是那群人中的“小年轻”。当时没人追得上我。我在那里打了大概六七个月，状态很好，场均得分超过30分。后来有一天，约翰尼“Red”科尔看到了我。那是在对阵密歇根弗林特的一支球队时，主将是贾斯汀·西格本，那场比赛我们打得很激烈。他当时场均38分，也是一位狠角色。

我那时候根本不认识科尔，和他聊了什么也记不太清了。但后来，桑尼·瓦卡罗也加入了进来。我是通过一个叫杰克逊·纳恩的足球队友认识瓦卡罗的——他是我在东密上学时的朋友。纳恩大概在1972年左右介绍我认识了瓦卡罗，当时瓦卡罗正办着“达帕丹高中篮球经典赛”。

瓦卡罗后来还特地去底特律拜访了梅里韦瑟教练，就是在他家见的。纳恩找到瓦卡罗，是想帮我一把——因为我在东密歇根的遭遇。听说当年纳恩也面临类似问题，瓦卡罗当时帮他找到上大学的机会。某种意义上说，纳恩能去东密歇根，瓦卡罗出了不少力。

直到今天，我也搞不明白瓦卡罗为什么对我那么感兴趣。他不是经纪人，我甚至不知道他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总之，他跟弗吉尼亚“征服者”队的教练阿尔·比安基关系不错。后来我听说，是瓦卡罗打了个电话，接着，我们就去了弗吉尼亚。

那天，我们三个人——瓦卡罗、梅里韦瑟和我——在诺福克的Scope体育馆里。梅里韦瑟正在和球队老板厄尔·福尔曼聊，而比安基教练坐在看台上。他们都不认识我，全靠科尔一句话推荐，说你们得看看这小子。其实我怀疑那天科尔根本就不在现场。他不是征服者的球探，只是球队的业务经理。但他大概以前看过我打球，觉得我适合ABA，所以才说服福尔曼来看看我。

我只记得，他们让我开始投篮。那时场上除了我就是几个孩子在捡球。我已经热完身了，所以他们一说我就开始投。我连着投中了一大串球。瓦卡罗后来一直说我那天穿着街鞋投进了50个，但我记不清了。以我对自己的了解，我不可能穿皮鞋投篮，不会拿我那双“gators”（译者注：短吻鳄皮鞋）去冒险。但无论我穿的是什么，我那天确实投进了很多球。

你要知道，那时候我从没想过要当职业球员。我那会儿挺满足的，有乔伊斯陪着，有球可打，还有点钱，有辆车在开，日子挺顺的。正如科尔说的：我天生就是个得分手，我也挺喜欢这一点。

听说我那天投了三十几次，进了三十个，也有人说是三十投三十中。总之，我就记得有人说了句：“这可以。”我就停了。然后几乎是当场就有人说：“我们要他。”

他们当场就和我签了合同。我们三个走进训练师鲍勃·特拉瓦格里尼的小办公室，在一张餐巾纸上签下了合同。

当时他们正好要失去查理·斯科特——他是个非常出色的球员，后来也进了名人堂。很可惜我没能和他搭档。他那个赛季中途跳槽去了NBA的菲尼克斯太阳队。而斯科特当时在“征服者”可是顶梁柱，就像朱利叶斯·欧文一样，他那时也还在这支队里。

我记得一走进征服者的办公室，墙上就是斯科特的巨幅照片。我想，他们找我，多少是想填上他留下的空位。Dr. J说得对，我大概真是篮球史上唯一一个“靠投篮赢得合同”的人——我确实是这么进职业的。

我没有继续打大学，是因为我当时犯了错。但我清楚那不是我本性，我也不纠结。我自己做了选择，退了学，然后往前走。我从没考虑过篮球会带我走多远，只是活在当下。现在回头看，我有时也会想：那样到底是好还是坏？我说不好。我不会建议别人像我一样走这条路。我只是后来懂得了：我运气很好。

退学之后，乔伊斯(译者注：格文的发妻乔伊斯·金)还是一直陪着我。打半职业比赛时，她经常陪着我。我开着那辆Riviera去东密歇根大学接她，她还在上学。直到我成了职业球员她才毕业。她一直支持着我，是我那个阶段最重要的人。我也在慢慢学着怎么照顾她。

那时候我几乎没人认识。东密歇根大学不算大牌学校。媒体的目光都在比尔·沃顿的UCLA和鲍勃·麦卡杜的北卡。你一旦退学，名气就全没了。我当时唯一能上新闻的，大概就是“谁又把这兄弟打趴了”。我没在上学，打球的对象是街头硬汉。那段时间，我还经常去监狱里打球。

但梅里韦瑟始终知道我多厉害。等我们到了弗吉尼亚，其他人也看出来了。我从一个周末500美元的半职业球员，变成了年薪5万美元的职业球员。

合同是三年15万美元，外加4000美元签约金。我那时是半个赛季加入球队的。我当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签哪儿？

但钱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很感激能有这个机会。你想想，就在不到一年前，我还在印第安纳的更衣室里发愁，我这篮球梦是不是到头了。现在，我成了职业球员。

拿到工资后，我心里只有一个目标：证明我配得上这份合同。这不容易。不过一旦打起比赛来，我就轻松了。大家一看我上场都说，“噢，他能打。他真的能打。”

可一旦他们知道你会打球，他们就开始考验你别的方面：你的心理素质、你的韧性。他们想知道你是什么材料做的：能不能吃苦？有人撞你会不会退缩？有没有人能激怒你？这都是篮球的一部分。

梅里韦瑟在弗吉尼亚陪我一阵子，等我安顿好后才回底特律。他帮我找好公寓，确认我一切OK。之后我就跟着朱利叶斯·欧文和法蒂·泰勒——他们都成了我的导师。

梅里韦瑟常跟征服者的人说：“你们知道乔治比Dr. J投得还准吧？”故意挑动他们。他离开后，我第一次真正开始独立生活：第一次自己租公寓，第一次做决定，交水电费——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转变。但比赛本身，还是轻松的。因为我始终是篮球的学生——我早到，晚走。我努力认识每个队友。

法蒂一家对我特别好。他和妻子贾尼斯还有几个小孩，我经常去他们家玩。一切都很顺利。后来Dr. J离队，然后就变成了“Ice”的时代。

有了工资之后，我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一辆车。我给自己买了一辆1972年的林肯大陆Mark IV。那车简直绝了。全白漆面，白色真皮内饰，窗户是带手柄的（没错，还不是电动的），后座像沙发一样。那是我有生以来见过最漂亮的车。

我把车停在公寓楼外面的车位上，有一天晚上，有个哥们儿来看我。他问我，“Ice，你在哪儿搞来这车的？”

我说：“我买的。”

他说：“真的假的？！”

我说：“哥们，我是打职业篮球的。”

他不信。他说：“少来，你打的什么职业？”

我告诉他我是征服者队的球员，他压根就没听说过。“征服者？啥队？ABA？那又是什么？”

我那时已经是职业球员了，却还得跟人解释什么是ABA联盟，还得向人证明我能打。即使我上了场，砍了40分、50分，他们还会说，“行吧，但那是ABA，不是NBA。”

这话我后来听了整整九年，直到ABA和NBA合并。

但我从不跟人争这些。我在球场上说话。总有人会质疑我：你能不能打？你打得是不是“真球”？你配不配待在这儿？这些问题，从我打第一场比赛开始就没断过。只不过随着时间推移，质疑的人越来越少而已。

我也从没觉得自己是个“天才”球员。我知道自己有天赋，但我成功更多靠的是磨出来的。靠汗水和专注。人们看到我轻盈的动作，觉得我打得“简单”，但他们看不到背后付出的练习——我每一个动作、每一次出手，都是反复琢磨过的。我像科学家研究配方一样研究投篮。

我还记得，签约那天晚上，我开着那辆Riviera，一个人从Scope球馆开回家，穿过诺福克的街道。夜风拂面，街灯在车窗外划过，我心里只想了一件事：

“我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