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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一个口口相传的联盟。

21号球衣，那是我在弗吉尼亚时穿的第一件号码球衣。我见过几张自己穿着21号球衣的老照片，说明当时确实穿过，但我不记得自己有没有真正穿着它上过场。而至于后来怎么变成44号的，我也记不清了，是我自己选的，还是球队分配的，都想不起来了。

那时我还没成为职业球员，他已经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打球，而我还在梅萨社区学院。我们年纪差不多，后来也逐渐熟络起来。我还常去加州蒙特雷他那块五英亩的农场上找他玩，去过他那个收藏了无数豪车的仓库，还参加过他在圆石滩办的高尔夫慈善赛。

他穿44号，杰里·韦斯特也是；我家乡底特律的英雄拉尔夫·辛普森（译者注：拉尔夫·辛普森，1949年出生的篮球运动员）。也是。那可都是狠角色！还有马文·盖伊——他死的时候正好44岁。我和盖伊曾聊过44这个数字，我们之间因为它建立起了一种奇妙的联系。

盖伊本来没有理由关注我，我不过是个打球的，但我们都是艺术家，彼此能懂。连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都是第44任总统。现在要是我去高尔夫球场，拿到编号为44的球车，我那些哥们都会吓一跳，说：“哎哟，不行了，他拿的是44，今天咱们怕是没戏了。”我只会笑。也许44真的有什么更深的含义，也许是马文·盖伊早就知道了什么，而我还不知道。

每次我去洛杉矶比赛，都会抽时间和盖伊见面。他会开车来接我，我们一起去录音棚。我还在他录制《Here, My Dear》那张唱片时陪过他，那是他写给前妻安娜的专辑。他录《Anna's Song》和《Sparrow》的时候，我就在他旁边。

有一天，马文的妹妹来找我，说要带我去他家。那天我们在论坛球馆对阵湖人队，我和队友就在球馆对面的酒店住着，方便比赛结束后走回去休息。敲门声响起时，我完全不知道她来干什么，但去了之后我就明白了。她说：“乔治，我是马文的妹妹，我想请你去看看他。”

我一看她的眼神、脸上的神情，就明白了。马文那时候正经历一段非常低落的时期，他需要一个能够理解他的人。他妹妹出于某种原因选择了我。她知道马文在和精神问题作斗争。作为名人，他一直在和外界的压力抗衡，也在和那些因天赋异禀而随之而来的黑暗较量——这种日子确实让人身心俱疲。那天我们坐在他房间里聊了很久，他躺在床上，我们说着说着笑起来，声音渐渐大了点，他妹妹进来轻声说：“小声点，毕竟你知道的，老爸在那边，手里还有枪。”

我当时就说：“走吧，兄弟，咱出去转转。”我本来不是那种喜欢泡夜店的人，但我说：“为了你，今晚我就陪你出去一趟。”于是我们去了他某个女朋友家，他放了好多从未公开过的音乐给我听。我们一直听到凌晨五点才离开。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几周后，他就被自己的父亲开枪打死了。

我菜鸟赛季的时候，常常在训练结束后和J博士单挑。他把我带出来了；我是他的菜鸟。训练完他总会说：“嘿，菜鸟，去哪儿呢？”

我就说：“哥，我要去吃点东西。”

他就说：“不行，咱还没完呢。”然后他就去拿球。

我永远忘不了这些事。我真的感激他。他罩着我，我也老跟他混在一起。他会跟我聊很多，他后来也会对别人说起我：“哇，伙计。”能从一个帮助你成长的人嘴里听到这种话，真的太美妙了。

刚开始我们打单挑的时候，他老是隔我扣篮，各种花活晃我，轻松过我——啥招都有。我真是紧张！我一点也不怕承认——我可是面对伟大的朱利叶斯·欧文啊。但过了一两个星期，我慢慢找着感觉了。我开始投跳投，情况立马变了。

但我永远记得他是怎么帮我建立起自信的——那种自尊。和J博士打完那么多场单挑后，我知道自己可以了。

我打的第一场比赛是在里士满体育馆，那是我的新秀赛季。我拿了20分。Fatty（译者注：罗兰·“胖子”·泰勒，格文在弗吉尼亚的队友和好朋友）对我说：“兄弟，你打得不错。”我拼尽全力才留在场上。我还记得有一次J博士上了《Tonight Show Starring Johnny Carson》，主持人约翰尼·卡森问他最喜欢的球员是谁，他说是“乔治·格文”。

卡森说：“谁？”

我当时只是笑了。我一直记着这事。之后我对J博士更敬佩了。

但我新秀年最让我烦的是教练阿尔·比安奇，他是那种不喜欢用新人的教练。有一场我们打犹他星光队，他让我上了，我开始带着球队追分，可那哥们之后又连着八九场都不让我上场。这事真影响我心态了。

我问Fatty，为什么教练不让我打。Fatty说：“我也不知道。”

Fatty 常常去找比安奇教练，问他：“教练，为什么不让那小子上？为什么不让Ice打？他准备好了。”Fatty 一直在为我说话。他就是领袖，是我在那支球队时真正的领袖——不是J博士。整个时期我从没多说一句话，从没抱怨过。好吧，我私下里是有点抱怨，但从不对外说。我就待在球馆，继续训练，保持状态，随时准备上场，因为我知道自己的机会终究会来。我始终是个职业球员，这一点我从没忘记。我还在拿工资呢，哪怕他（教练）不让我上，那是他的事。他是教练，他说了算，而我一直尊重权威。

是的，我在一个新体系里，但道理都一样。我得把小时候学到的那些东西用上。关键看你怎么处理。后来我证明，我处理得够平和。

我新秀年场均打了23分钟，到第二年变成了35分钟，场均得分从14分升到25分。我稳定下来了。我看清了其他球员的水平，也知道了自己能干嘛。有的人一来联盟就想着当巨星，我没有。我就想做好一个新秀的角色。我喜欢当新秀。

那些新秀传统——去买甜甜圈、提大家的包、什么事都得抢着做——其实挺能让人谦逊的。

我开始期待新赛季了。所有杂事都抛开了。我知道这回能打完整的84场常规赛和季前赛。我是满怀希望的。毕竟J博士还在我们队，这让我很兴奋。

但就在赛季开始前两个月，J博士被交易去了纽约篮网。

J博士被交易之后，机会就给了我。我很舍不得他，但Fatty一直鼓励我说：“兄弟，你和Doc一样好。”但我从没那么想过。我一直觉得J博士是独一档的，从没把自己和他比较。

不过，这笔交易对我们俩的职业发展都是好事。J博士去了一个能最大化他能力的地方，而我也拿到了机会。就像是我接了他的班。又一次，我站在了对的时间，出现在了对的地点。而一旦我上场时间变多，我就告诉自己：“现在可以更多地发挥了。”我做到了。就这么简单。我从没想过：“现在我要成头牌了。”我那会儿才21岁。

在这期间，Fatty还一直在我耳边鼓劲。有一次我们坐飞机去打篮网，我坐他旁边，说：“哎呀，我要和J博士对上了。”

你要明白，J博士是我的偶像啊，现在我要和偶像对打。哪怕以前单挑过，这种比赛也完全不一样。

我不太记得第一次打篮网的细节了，只记得我们输了，我自己打得挺好——拿了43分。J博士还是发挥稳定，像往常一样。赛后Fatty跑过来说：“早跟你说了吧。”

那场之后，我真感觉自己要起飞了。这感觉就像以前我打我大哥，有一天忽然就到了他怎么也赢不了我的程度。那是一个心理上的飞跃。而J博士，就是我迈进的下一个阶段。

到了一月中旬，我登上了《体育新闻》的封面，上面写着：“Red-Hot Iceman”。所有人都觉得我已经“登顶”了。对我来说，那是职业生涯的第二年，我当然很激动。但我没因此飘飘然。我不会满世界炫耀：“看，我上封面啦！”我对那些虚的东西一直不太上心。我只是继续往前走。

直到我离开之后，我才真正意识到弗吉尼亚绅士的财政到底有多紧张。跟其他很多球员不同，我在那时从没遇到发薪的问题，但我走后，听说球员们一拿到工资支票就得马上冲去银行兑现。

我们当时正在客场，对阵犹他州的比赛，赛季大概已经打了五十场。那天，我的经纪人欧文·温纳（Irwin Weiner）打电话给我，他当时也是J博士的经纪人。他跟我说：“别上场了，你被交易到圣安东尼奥马刺了。”

那会儿刚好也是我上了《体育新闻》封面的时间，简直像中了魔咒一样。那时候当然还没有Instagram、Twitter这些社交媒体，所以我是在比赛前收到马刺队的一封电报，通知我“你现在是圣安东尼奥马刺的球员”。我打电话问温纳这电报怎么回事，他说：“没错，交易已经完成了。马刺队买断了你和绅士的合同。你现在属于马刺了，我会安排你飞去圣安东尼奥。”

所以那场在犹他的比赛我就没打。没有人告诉我这笔交易值多少钱，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是听从指示行事。

我一到圣安东尼奥，就被安置在希尔顿酒店，那成了我在当地的临时住处。到了那儿我才知道，斯奎尔队把我的合同卖给了马刺队，价格是225000美元。之后，绅士的老板厄尔·福尔曼居然想反悔，但马刺队和他们的老板安杰洛·德罗索斯根本不答应。事情最终闹到了法庭。

那时候我只能待在圣安东尼奥，既不能比赛，也不能跟球队训练，连球队的训练馆都不能进，更别说有任何正式的联系了。只能等官司结束。我就这么干坐着。后来，伯德·艾弗里特（译者注：Bird Averitt，1974年效力于马刺，后在肯塔基上校夺得1975年ABA总冠军）来接我，我们到圣安东尼奥各处的球馆自己找地方投篮训练。他陪着我一直等到审判结束，我才正式成为马刺队的一员。

他和我年纪差不多，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他是从佩珀代因大学出来的，1973年他还是全美得分王。他真能得分，没有一个他不愿意投的球。我们俩的得分方式不一样，我的投篮选择可能更精准些。他来自肯塔基的一个小镇——霍普金斯维尔，真的是那种特别乡下的地方，他奶奶一家都还在那边住。

这一切都发生在1974年年初，对我来说，过程虽不长，但却格外煎熬。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让我想起大学那次被禁赛的经历，不同的是，这回我什么都没做错，可还是被剥夺了打球的权利。时间过得特别慢。

审判在德州进行，现在我年纪大了，才知道司法系统是怎么运作的。但当时我懵得很。我敢肯定马刺队的律师和法官私底下可能还一起打高尔夫呢。我记得ABA联盟的总裁迈克·斯托伦也出面了，想帮绅士把我弄回去，但福尔曼已经把球队卖给别人了。

德罗索斯其实曾愿意退让一步，他同意只要对方把225000美元加上利息和诉讼费再加上球员乔治·卡特还回来，就还我一个“人情”。但弗吉尼亚那帮新老板不愿意接盘，于是德罗索斯提起诉讼要求确认交易生效。后来我常开玩笑说：德罗索斯一出手，结果就不会变。

虽然这官司可能打了不止一个月，但最终还是拍板定案了：马刺队赢了官司，绅士留下了那笔钱，我也正式成了圣安东尼奥马刺的一员。

这段经历是我第一次真正认识到篮球背后的“生意”。在那之前，我从没太把商业这回事当回事。我是从大陆篮球联盟出来的，只觉得能打球就够开心了。但这次之后，我意识到，马刺是真把我当成资产才出这笔钱买我合同的。不过对我来说，那时候只是换了个队。

我真正放不下的，是离开了Fatty，和其他绅士的兄弟们。

你得明白，我当时才21岁，还没结婚，也没有孩子。还经常混在诺福克州立大学、汉普顿学院、里士满体育馆这些地儿，基本上还像个大学生。那会儿我开着一辆不错的车，常常开去那些黑人大学的食堂，“谁要吃饭我请客！”因为我知道那种日子是什么滋味。

然后突然，我被交易到了圣安东尼奥，一个我完全不熟的地方，连一所黑人大学都没有。我对那儿唯一的印象就是“阿拉莫”。那时候甚至连个R&B电台都没有，后来虽然开了一个，还只在某个固定时间段播放。

这对我来说落差太大了。我可是从弗吉尼亚过来的，之前还在底特律——那时候的黑人音乐之都。所以刚开始我特别想念弗吉尼亚，特别是在社交方面——直到我开始重新打球，那才重新爱上了圣安东尼奥。

同年5月，也就是1974年，菲尼克斯太阳队在NBA选秀第三轮第40顺位选中了我。但我选择留在ABA，尽管那时候我们的主教练是汤姆·尼萨尔克。他特讲究纪律，对我来说没什么乐趣，我想老板们对他那套打法也不怎么满意。

他以前是达拉斯黑斑羚的主教练，也带过NBA的西雅图超音速，后来又回到马刺。1974–75赛季一开始，马刺就炒了他鱿鱼，换上了鲍勃·巴斯。

别忘了，我加入马刺的时候，其实跟刚到绅士差不多——都是在赛季中途加盟的新兵，而球队本身也是刚成立没多久。大家都还在摸索。但巴斯让打球重新变得有趣，他成了我最喜欢的圣安东尼奥人之一。

巴斯有远见。他跟我说：“Ice，我要让你打得分后卫。”这彻底改变了我的职业生涯。

我当时还不情愿呢，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打前锋的。可巴斯说：“你想打啥我可不在乎。”他就是那种有主见的老兄。但从我打第一个后卫位置的比赛起，一切就都变得轻松了。比赛完全打开了，我可以做任何事情。

我小时候常和比我矮的后卫对阵，所以我一直占优势。我身高6尺6、6尺7，对位的都是6尺1的小后卫，所以我知道他们会怎么防我：要么趁我运球时断球，要么起跳封盖我出手。我对这些门道门儿清。巴斯让我改打后卫，我立刻就能应对。我运球时压得很低，防止被断，一旦起身出手，他们根本够不着我。只要不被断球，他们就一点办法也没有。

巴斯让我打得分后卫，简直是神来之笔。这样一来，马刺就能围绕我建队。如果我还是打前锋，是没办法撑起一个球队的。

我在后卫位置上极具爆发力。而且我得分高，但出手不多，这意味着队友也能参与进来。你想想那些得三四十分必须出手很多次的球员，比如詹姆斯·哈登，他场均36分，但带动不了队友（译者注：考虑到不同年代，格文认为的“带动”和现在的带动可能完全不是一个意思）。乔丹也是，早期他也能场均40分，后来他意识到打得更高效更重要。他可以场均30分，同时让皮蓬、帕克森、霍勒斯·格兰特这些人各得15分。这样乔丹的30分才真正有意义。而关键时刻，他再来收割比赛。

巴斯对我也是一样的思路。比赛对我来说就像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不过，我刚到马刺头两三年，圣安东尼奥真正的大哥是詹姆斯·塞拉斯。他场均23分，我那时候只有21分。后来他受伤，我的得分就开始水涨船高。再后来，我成了“那个男人”（The Man）。我从来没把自己当作“建队基石”，甚至那时候都不知道什么是“建队基石”。但那时，确实就是我。

刚来圣安东尼奥那会儿，我和乔伊斯住在一起，算是“同居”。那时候马刺老板德罗索斯准备和我签新合同，他对我说：“GG，你整天跟她像过日子似的，人又长得漂亮，你干脆娶了她得了。”

当时，乔伊斯已经怀上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小乔治（Gee）。其实我从没认真考虑过结婚这事，那会儿我才24岁。但德罗索斯这一句话，一下点醒了我。之后不久我们就去法院登记结婚了。那天是1976年7月7日，“7/7/76”。我们和沃尔特·佩顿夫妇是同一天结婚的，你说巧不巧？

我那时候还不明白，我们的关系并不是一个“该怎么生活”的方式。我们很开心，过得自在，根本没想过婚姻。但我信任德罗索斯。他是我生命中为数不多的长者，他希望我活得完整，不只是打球。他没有强迫我结婚，只是问了句：“你为啥不娶她？”就这一句话，让我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人生方向。

那是我生命中非常感人的一刻。我们结婚是我做过最对的一件事。没有什么盛大的仪式，就我妈、我妹、乔伊斯的妈妈，一起去了圣安东尼奥的法院，宣读誓词，亲了一下，然后回家，继续过我们的日子。但从那天起，我们就是合法夫妻。我们是正式的，是正当的。我从一开始就很珍惜我们之间的感情，也在那一刻开始明白：原来我也在回应上帝对我们的安排——这正是祂希望我们过的生活。

ABA那个联盟又疯狂又有趣。我正值得分如麻的时候，每次去印第安纳打步行者，有家快餐店还搞了个促销活动：只要他们把我得分压到30分以下，全场观众就能免费吃鸡腿或者汉堡。场馆的广播系统反复播报这个活动，他们还真是当回事，路上我们都能看到广告牌。结果那天我砍了他们55分。赛后我走下球场时，还冲着看台和步行者队大声说：“‘冰人’在场，谁都别想蹭饭吃。”

步行者坚持了下来，但像孟菲斯海声、圣地亚哥风帆、犹他星光、包括弗吉尼亚绅士这些队都撑不住解散了。剩下的球队只能反复对战。那一年，正是那个著名全明星赛的赛季——我们这些全明星球员跑到丹佛，和掘金队打了一场表演赛。圣安东尼奥马刺老板安杰洛·德罗索斯和掘金总经理卡尔·谢尔设立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明星周末”，他们至今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那场比赛中场还有格伦·坎贝尔（译者注：美国乡村音乐最重要的歌手之一）表演，而且我们举办了历史上第一场扣篮大赛。对我们来说，那是个美好的周末，由两个有远见的绅士打造。不幸的是，他们都已经去世，无法亲眼看到他们当初构想所演变成的盛况。

不过说到那次扣篮大赛嘛，老实说，我根本不是什么扣将。我其实不该参加的。你看看我的对手：朱利叶斯·欧文、大卫·汤普森、拉里·肯农、阿蒂斯·吉尔摩尔……这些人都比我会扣。我不是不会扣篮，只是那不是我的拿手好戏。我们队里还有个球员叫亨利·沃德，我一直说：“你们应该让亨利上，他才是天生扣将。”他跳起来轻轻松松就能双脚起跳扣进球，连篮圈都不碰，球像从天花板垂直砸下来的似的，干净利落、网都不动。但他没名气，主办方又看重明星效应。于是我参加了，也算是凑热闹吧。毕竟那是表演的一部分。只是我心里很清楚，我赢不了。我不可能扣得过J博士、K肯农或者汤普森。我和吉尔摩尔嘛，我们俩就是“木头人”那一类。不是说吉尔摩尔不好啊，但他真没啥创意（我这是开玩笑啊，大G）。所以能成为历史上第一届扣篮大赛的参与者我们是感恩的，但除此之外，我也知道自己没戏。

最后ABA和NBA合并，只剩下四支队伍成功“升班”：掘金、步行者、纽约网队、还有我们马刺。其余球员被分散到NBA，或者加入合并后的几支队伍，有空位的才能捡人。对我们这些球队来说，合并是件大好事，虽然很多球员就此被淘汰。我算是幸运的，因为我效力的球队基本盘稳定，也得到了NBA的认可。德罗索斯和谢尔懂生意，很聪明。我们进了NBA后，德罗索斯还拿了“年度最佳高管”奖。再加上他们还有我。那时候我应该算是球队的门面人物，是他们保持球队稳定的重要一环。

况且，谁不想打NBA呢？NBA才是篮球的最高殿堂。他们有电视转播，球迷认得NBA球星。我们ABA在电视上几乎见不到，靠的就是口口相传。除了Doc（朱利叶斯·欧文），ABA几乎没人被大众熟知，所以我常叫他“Mr. ABA”。他是我们联盟的门面，当之无愧。但我始终觉得ABA里还有不少球员应该有机会去NBA，那个我们口中的“大联盟”。而那些最终站上“大联盟”的ABA球员，给NBA注入了活力，帮它站稳了脚跟。

今天的NBA，其实就是当年的ABA。愿不愿意承认，那是另一回事。但你看现在的比赛风格，跟我们当年拿着红白蓝三色球打球时如出一辙。说实话，现在他们几乎把ABA的东西全盘照搬过去了，就差那个红白蓝的球了。当年谢尔和德罗索斯搞出来的“全明星大秀”演变成了今天NBA的全明星周末，他们却没得到一丝赞誉。

NBA当年只有个星期天的全明星正赛，是这两位先驱带来了娱乐性、创造力和艺术性。他们植入了ABA的血液和精神，那些球的快速转移、高比分、三分球线……都是ABA的遗产。NBA会承认吗？我非常怀疑。他们若能正视这段历史并讲述给后人听，那才是真正的尊重。但真会发生吗？唉，说实话，我不指望。

是谁在掌控这个叙事？

我们一直在为ABA老球员争取养老金，就像我们也一直在争取，把ABA时期的数据计入NBA生涯统计一样。我在两个联盟一共拿了26595分，他们只承认20,708。于是原本能进历史前20的我，一下掉到了第45位。如果继续忽略ABA数据，那很多人统计上分数都比我高了。J博士也是一样，加上ABA的得分他早破三万了。历史上只有八个人得分破三万，但他却只能排在第75。这么大一段职业生涯，被NBA视而不见，是在抹掉NBA如今之所以成为NBA的关键一部分。

这话该公开讲出来。我在“Dropping Dimes基金会”担任顾问，我们就是为了给那些从未打进NBA的ABA球员争取养老金。我很欣慰他们现在终于被承认。NBA如今全球影响力越来越大，ABA的老球员理应听到一句“谢谢”。

对一个年收入数十亿的大联盟来说，几万美元不算什么；但对那些打球时没赚到多少钱、如今垂垂老矣的人来说，是能改变生活的数额。有些人甚至能靠这笔养老金惠及下一代。那是他们应得的。我和Doc常聊这事：趁还有人在世，就该承认他们的贡献。如今只剩115或120个ABA老兵了，我和他们许多人交过手。我后来在NBA继续打球，但很多人没有这个机会。他们像是被历史遗弃的球员。哪怕当时有个“分配选秀”，但很多人根本没被选中，有些人可是从联盟创立就打到解散的。他们应该得到应有的补偿。

NBA当年真的需要ABA的这剂“强心针”。七八十年代初，那是个篮球界称为“酒精毒品横行”的艰难时期。但这项运动最终成长了。然后魔术师和伯德出现了。现在大家都说是他们拯救了NBA，但我觉得ABA才是那个基础。看看合并那年NBA的全明星阵容，就知道了。

播过ABA比赛的鲍勃·科斯塔斯曾在一次ABA重聚活动上提到：1976–77赛季，也就是合并后的第一个赛季，NBA全明星阵中24人有10人来自ABA；当年NBA总决赛，76人和开拓者两队首发球员中，有一半曾效力过ABA。这说明我们这些人，确实帮助NBA重建了根基。人们爱怎么说都可以，但事实就摆在那里。我不是说我们拯救了NBA，但当时它的确需要一股新鲜的生命力——而我们ABA球员，就是那剂“维生素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