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的感受来看，我们现在应当重新恢复业余体校的制度，因为过去的足球运动员，接近70%都是从业余体校培养出来的。而前些年一哄而上的俱乐部培养方式，耽误了很多孩子的前途，成才率极低。不仅如此，由于生源少了，最后体校只能关门......我觉得业余体校这样好的体制没能继承和发展下来，也是为什么青少年足球人才青黄不接的原因之一。”

年维泗老先生在2016年天津足球队成立60周年研讨会上的这番发言，近些年时常在国足遭遇重大失败后，被人用来为体工队模式“招魂”，甚至时常有人断言：“重回体工队时代，才有可能振兴中国足球。”

不过，仔细一看就会发现，年老的原话提及的关键词是业余体校而非体工队。

据笔者观察，似乎大多数球迷对这两个概念的关系与区别并不明确，甚至各类媒体也极少就此展开辨析。那么让许多人身不能至却心向往之的体工队模式以及业余体校究竟都是什么样子？如果重回体工队模式，真的就能挽救中国足球吗？本文将围绕体工队模式与中国足球青训发展的关系展开，试图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

1951年，新中国第一任体委主任贺龙，在其所在的西南军区建立了新中国第一支专业化的“体育工作队”。自此，运动员在这套模式体系下，按照业余体校-体工队-国家队的路径，经受选拔一路晋级最终为国争光，这条路径也构成了举国体制下中国体育的基石。

熬过几个众所周知的历史时期后，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这条路径进入了短暂的平稳运行时期。

走体育这条路的孩子们在小学毕业后，会进入业余体校，当时业余体校的培训是免费的，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的支持。学生们白天在学校上课，每周有2-3天放学后到体校接受半专业的足球训练，周末再去打比赛。正如现在的足球人们梦寐以求的体教融合。

等到初中毕业后，体工队开始从业余体校选拔尖子进行专业训练。如果最终能够成为正式队员，将会获得编制和工资，并且队伍提供食堂和宿舍，也就是说就此成为“专职体育的工人同志”，拿到了国家的铁饭碗。

综上所述，业余体校和体工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年老那番发言里的业余体校，是绝对不能被同义替换成体工队的。

一切都要从一个在中国体育圈如雷贯耳的名词---八一队开始说起。在1981年以前，体工队是不被允许招收16岁以下运动员的，这就确保了运动员在初中毕业之前，必须经过业余体校这一基础环节，同时不会脱离正常的学校教育。

但在1981年，八一队开始执行的“1316高水平训练计划”改变了这一切。因为没有自己的青训系统，所以八一队总是面临后备人才匮乏的局面，为此八一队通过总政文化部上报国家体委，被特批获准可以在全国范围招生组建足球少年队。

所谓的“1316高水平训练计划”，就是指八一队从全国各地方业余体校招收了一批13-16岁的尖子，组成八一少年足球队，配以高水平的教练和科研人员，享受专业队待遇，进行专业化训练，争取成为中国足球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一支突击队。且不论这项政策的初衷如何，从对中国足球青训体系的影响来看，大乱与大错就此铸成。

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北京市（八一队驻扎在北京）的各大业余体校，掐尖儿后的八一少年队对其他业余体校的队伍堪称是降维打击。众所周知，在那个时代（其实现在也是）比赛的成绩决定了足校的政绩，足校的政绩决定了财政拨款的多少。于是乎，八一队这种秋风扫落叶的所向披靡，无疑动了全北京其他业余体校的蛋糕。

见此情形，八一队的老对手北京体委坐不住了，立即跟进抽调了北京各个业余体校的尖子，组建了北京少年足球队，同样纳入专业队编制，享受专业队待遇。有八一和北京的“带头作用”，全国各省的体委也纷纷跟进，一时全国从业余体校掐尖组成少年队的操作“蔚然成风”。

这么一来，业余体校可是遭了大重，学校的足球队即使还没有被搬空，剩下的球员水平也严重不足，几乎是一夜之间，北京市各区乃至全国初中年龄段的业余体校足球队全部解散。体校也只能被迫开卷，开始寻找和培养小学年龄段的球员。

但是那个年代的社会治安和交通状况还无法支持小学生在放学后的固定训练。出于无奈，业余体校们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把从小学发现的好苗子集中起来，转到一家符合条件的学校上学（即所谓的设点校），从而确保队伍整体的赛训水平。

然而，伴随着足球尖子生的抱团，高水平的青训教练也在集中，教练和球员资源都被聚集到了少数的设点校，他们面对非设点校时又是一番“秋风扫落叶”的景象，这极大地打击了非设点校发展足球教学的积极性。到1989年，像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大城市，每个区就只剩了设点校那2-3支队伍，其他小学都不再搞足球了。

经过体工队和业余体校连锁反应式的两波大掐尖的折腾，全中国每周踢球3次以上的7-16岁青少年就只剩了1万多人，基本上都是出自上述提到的各个设点校，他们要参加全国的比赛继续内卷。为了出成绩，谎报年龄的现象盛行，在那个还没有骨龄测试的年代，管理机构对此也是无能为力。

孩子们每天的训练时间达到了2-3小时甚至更多，长时间不科学的成人化训练，让很多人的运动生涯早早因伤报销。由于管理不善，孩子们在学业渐渐荒废的同时还习得了一身恶习，成了张指导（张路）口中的“文盲加流氓。”

这情形自然让广大的家长群体大失所望甚至对足球深恶痛绝，纷纷不再让孩子们踢球，招不上生的设点校想掐尖也再无从下手。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展正规足球运动的小学已经少之又少了，基本全部集中在传统足球学校里。失去了足球小学的供血，业余体校也迎来了大批量停摆的结局。

业余体校与足球小学大批量停摆，足球普及程度迅速萎缩；过度内卷揠苗助长，致使青少年球员成材率暴跌；练足球被推向文化课的对立面，体教融合模式崩塌。随着业余体校体系的彻底垮台，中国足球的人才基础开始动摇。

业余体校的垮台极大地动摇了体工队模式与中国足球的根基。但真正瓦解体工队模式，甚至是让中国足球开启自由落体的节点，则要从“奥运争光计划”开始说起。

1995年国家体委推出了《1994－2000年奥运争光计划纲要》，在这份纲领性的文件中，中国体育发展的重点方向（政策导向）得以明确。没错，没有男子足球。

后人经常用“小巧难女少”总结文件中提到的重点项目，足球并不符合任意一项标准（女除外，当时的文件原文就指出：“大力开发若干短期内能够达到世界水平的小项以及女子垒球、女子足球等项目”，这也就不难解释在世纪之交“铿锵玫瑰”的绽放）。

此后，《2001-2010年奥运争光计划纲要》则又延续了上一版的核心思想，将“金牌多、影响大的田径、游泳和水上项目”作为突破口，并且侧重发展女子项目和轻量级项目。文件中关于足球的描述则是：“以女排、女足、女垒、女篮、女曲、女手为重点，在2008年奥运会上争取好名次”，关于男足则是一句不痛不痒的“男子集体球类项目在保持亚洲领先的基础上，力争2008年奥运会成绩有较大提高”。

其中的逻辑并不难理解，一来足球作为世界职业化程度最高、竞争最为激烈的项目，需要长期的人财物力投入才能取得缓步发展，出成绩的速度太慢；二来在奥运会上足球只能产生一枚奖品，不似体操、举重等小项划分众多的大项。一言以蔽之，在奥运金牌战略之下，发展足球运动没有性价比。

再加上此前的红山口会议与甲A联赛的创立，中国足球被国家体委抛向了市场，像一只被强行断奶的虎崽，要在市场的丛林中，经历弱肉强食的血雨腥风，靠自己名为商业化运营的利爪果腹乃至成长、制霸一方。

从结果来看，昔日的虎崽并未顺利成长，成了一只气息奄奄的病猫。

在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代洪流下，在中国足球走向职业化市场化的转折中，被“奥运争光计划”断绝了政策退路的体工队模式彻底瓦解。以国家的名义，被政府财政豢养的体工队，如果无法为国争光，还能如何自处？

回归本文想要探讨的主题--足球青训，在体工队模式瓦解的初期，青训也一度借着职业化改革的“东风”，迎来了一段蜜月期，1990-1995年间，我国青少年参与足球项目的数量达到历史最高的65万人，1996 -2000年间这个数据也有61万人。

但进入新世纪后，情况急转直下，前文提到政策“抛弃”足球的恶果开始显露。“奥运争光计划”致使体育资源虹吸于奥运项目，各地方体育局弱化对足球项目的直接管理，划拨给足球相关的国家经费本就不多。

职业俱乐部又过度重视一线队成绩，忽视后备梯队投入，足球青训处于极度边缘化的位置，中国的足球青训基础严重萎缩。青训成本几乎完全转嫁到球员家庭身上，高昂的训练费、比赛费、装备费等把足球变成有钱人才能玩得起的“贵族运动”，许多有天赋的孩子被挡在了职业足球的门外。

2000-2005年，我国青少年参与足球项目的数量急剧下滑到18万人，2006年开始更是陷入了逐年显著下滑的趋势。2010年，注册的青少年球员人数甚至不足7000人。青训机构层面的数据更加夸张，足球学校由历史峰值的4000多所，下降至2010年的20多所。这也就不难解释，主流舆论为何常说93-03这批球员主导国家队的时期，会是中国足球最为低谷的阶段。

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重回体工队模式，中国足球青训就能支棱起来了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首先，体工队模式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已经不可能再被完全复刻。其次，青训乃至中国足球问题的根源，从来都不是什么体工队、业余体校、市场化青训机构孰是孰非的问题，而是能否得到政策支持。一言以蔽之，中国足球（包括青训与一切）想要得到真正地、持续地发展，决定性因素是政府的力量。

与一大部分球迷朴素的情感恰恰相反，想要发展好足球，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这点不只是中国社会颠扑不破的真理，甚至可以说“放之四海皆准。”

乌兹别克斯坦的足球故事是对此最佳的注脚，在世亚预18强赛中，中亚铁狼力压阿联酋和亚洲冠军卡塔尔，历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正赛。如果你并不关注U系列的亚洲赛事可能会对此感到意外。

事实上，在U系列的战场上，乌兹别克足球近些年战果丰硕：国奥连续两届U23亚洲杯杀入决赛，并在去年史上首次杀入奥运会正赛；U20国青在2023年再度夺取亚洲冠军并在世青赛上杀入16强；U17国少在时隔10年后于2023年重新杀入U17亚洲杯四强且在世少赛上杀入八强，而今年的U17亚洲杯成功夺冠。

更鲜为人知的是，乌兹别克斯坦的青少年国家队们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彪炳的战绩，关键在于那个曾经被全中国球迷唾骂过的提案：国奥、国青打职业联赛。

2020年底，乌兹别克足协成立塔什干奥林匹克足球俱乐部、组建国奥队参加国内职业联赛，2021年球队从第二级别联赛开始打起，一年时间便升入到顶级联赛行列，并且在首个顶级联赛赛季成功保级（上赛季结束后降级）。2023年初，足协又将05年龄段国青队作为塔什干奥林匹克俱乐部的预备队，整队参加乌兹别克的第三级别联赛，并在去年升入了第二级别联赛。

纵观乌兹别克足球这些年来的发展，总统令、政府令贯穿其中的每个阶段。截至去年5月，乌兹别克政府围绕着足球发展已经发布过近20个总统令、政府令，其中牵涉到包括青训在内的足球产业的方方面面。

视角转回国内，如今大火的“苏超联赛”就是政府足球的典型，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那些甚至会给职业足球俱乐部带来困扰的场地协调、安保、比赛组织、传播渠道等问题变得不再是问题。丰富的文商体旅整合玩法，若非政府层面发挥了主导和整合各方资源的作用，实在难以想象得以顺利开展，遑论效果斐然火爆全国呢？

从2011年发布的《2011－2020年奥运争光计划纲要》中多次提到三大球，到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再到今年年初挂牌成立的中足联，近些年给到足球政策方面的利好越来越多。

在中国，有政策支持不一定能搞好足球，但没有政府力量，万万搞不好足球。我们期待着，在政策红利之下，会有越来越多的王钰栋们进入我们的视野，带着中国足球走向复兴的那一天。

不过即使没有那一天，我想也没关系。毕竟我们还有“苏超”、“村超”、中超，毕竟我们还能从足球中感受到足够丰富的情绪体验。

部分参考文献

《1994－2000年奥运争光计划纲要》,国家体委,1995.7.6

《2001－2010年奥运争光计划纲要》,国家体育总局,2002.11.19

《2011－2020年奥运争光计划纲要》,国家体育总局,2011.5.17

《中国青少年足球“十二五”发展草案(征求意见稿)》,中国足协,2010.12.29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国务院办公厅,2015.3.8

《张路专栏：当年的业余体校为什么会垮掉》,张路,2018.2.27

《乌兹足球启示录①：足球的成功离不开政府支持 功夫更在诗外》,马德兴,2024.5.6

《乌兹足球启示录②：摒弃归化 青训全面恢复业余体校 贵在坚持》,马德兴,202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