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https://www.spiegel.de/sport/vincent-kompany-vom-fc-bayern-muenchen-meine-herkunft-ist-kein-nachteil-sondern-eine-staerke-a-9b3b1f0b-0692-413b-bbbd-e59e08b5a8eb

难民之子文森特·孔帕尼在帮派和毒品的包围中长大。他进入拜仁慕尼黑的机会是“百分之零点零零零零几”，他说。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与一位不停歇的人的对话。

被问到他为什么如此有动力时，文森特·孔帕尼提到了与已故母亲的一次对话。

那年孔帕尼11岁，与父母及两个兄弟姐妹住在布鲁塞尔北部的一个社会住房区。母亲乔塞琳金发碧眼，在就业局工作，父亲皮埃尔是一位来自非洲的政治难民。母亲对儿子说，她知道一个对他的人生非常重要的统计数据：那些从肤色或名字上就能看出移民背景的人，找工作比其他人难两倍。

像他这样的人。“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次谈话，”孔帕尼说。他的母亲于2007年因癌症去世，享年51岁。

孔帕尼说，11岁的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不是出于愤怒或叛逆，而是因为他觉得这很合逻辑：“从现在开始，我要两倍地努力。然后，我会变得两倍的优秀。”

5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五，自上赛季起担任拜仁教练的39岁的文森特·孔帕尼坐在塞本纳大街总部会议室的一张办公椅上。墙壁是白色，垃圾桶是拜仁红。他交叉着双腿。

刚刚，他还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们的问题。孔帕尼在新闻发布会上总是说的话多，透露的信息少。人们总是难以知道他的真实想法。

只有一次，他透露了一些自己的想法。2024年9月，在欧冠击败萨格勒布后，一位记者问他，对于拜仁对他来说太大的说法，他有什么看法。孔帕尼思考了一下。

“我出生在布鲁塞尔的北区。我父亲是刚果难民，”他说，“我进入英超联赛的机会有多大？赢得冠军的机会有多大？为比利时国家队效力的机会有多大？”

孔帕尼自己回答了这些问题：“可能性为百分之零点零零零零几。”但现在，他是一名教练。现在，他在这里。

职业生涯成为了一个故事

谈论自己从底层一路攀升到高位的人，会将攀升之路本身作为论据。这旨在消除疑虑，让一切看起来都可以实现。于是，个人的职业生涯成为了一个故事。孔帕尼的“百分之零点零零零零几”也是一个对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的人的讯息。

事实上，孔帕尼只是拜仁的第六选择。他是在其他候选人拒绝后才来的。拜仁体育董事马克斯·埃贝尔用孔帕尼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个性捍卫自己的选择。埃贝尔说，如果他早些与孔帕尼会面，他就不用费力寻找教练了。

“我在这里的事实，说明他们做得非常出色，”孔帕尼在来到慕尼黑之初，如此谈论拜仁。

在拜仁慕尼黑的第一个赛季，孔帕尼于5月赢得德甲冠军。从6月15日起，他将随球队在美国征战俱乐部世界杯。

在慕尼黑，德甲冠军只是最低目标。孔帕尼的成功在于，尽管如此，俱乐部里的所有人都对他感到满意。他给饱受折磨的拜仁带来了新的信心。现在，几乎没有人再质疑他是否已经为俱乐部做好了准备。

但如果他的职业生涯真的如此不可能，他怎么做到的呢？

要找到答案，必须前往布鲁塞尔的北区，他成长的社区。孔帕尼称这个地区是“充满挑战”的。“我知道那里可能是个艰难的地方，”他在塞本纳大街的会议室里说，“但我只有美好的回忆。”

二月底的一个星期一。皮埃尔·孔帕尼——77岁，拜仁慕尼黑主教练的父亲——驾驶着他的黑色轿车穿过离布鲁塞尔市中心不远的北区。他在Avenue de l’Héliport 31前停下。

两座灰色的混凝土高楼并排而立，有14层。一栋楼的拐角处，灌木丛后藏着一个帐篷。一个阳台上挂着床单，盖住了窗户。可以听到警笛声。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警笛声不断响起。如果用一个声音描述这个地方，那就是警笛声。

高楼后面是耸入云霄的办公大楼。在60年代，人们希望将北区打造为布鲁塞尔的曼哈顿，甚至还建了一个世界贸易中心。许多公司在这里设立了分支机构。如今，安联布鲁塞尔公司和佛兰德政府的行政总部都位于这里。但混凝土建筑犹存。现在，社会住房与商业综合体相邻，屋顶上的杆子上挂着一面残破的比利时国旗。

皮埃尔·孔帕尼戴着紫色领带，佩着金表，从车里出来，仰头望向天空。他指着Avenue de l’Héliport 31的六楼说：“一切都是从那里开始的。”

八十年代，皮埃尔·孔帕尼和妻子乔塞琳搬到了这里。他们起初搬到了右边的楼，有了三个孩子后，又搬到了隔壁的一间三居室公寓。一间给父母，一间给女儿克里斯蒂尔，两个儿子文森特和弗朗索瓦不得不共用一个卧室。

皮埃尔·孔帕尼手背在背后，走上楼梯，来到入口处。然后他走向后院。文森特小的时候，经常在这里和邻居的孩子们一起玩。孩子们在楼下嬉戏，父母们则在楼上看着他们。各种各样的人家住在一起，“有穷人，也有富人”。高收入者比单亲家庭支付更多的房租。

如今，没有任何痕迹了。一扇窗户旁边的墙壁发黑，似乎公寓着过火。孔帕尼说，慢慢地，许多住户失去了工作。问题也开始了。

文森特·孔帕尼曾谈到自己在北区度过的青春时代，他说自己有几次差点误入歧途。“如果我想贩毒，只需下楼去，就会遇到一些可疑的人。”如果他想给女孩们留下印象，可以加入帮派。“我认识他们所有人。我和他们一起踢足球。”

皮埃尔·孔帕尼穿过后院的一条小巷，站在了马克西米利安小公园前，这是一片有运动场和铁门的小绿地。他儿子以前经常踢球的足球笼还在。

一个男人坐在长椅上，脸被兜帽遮住。他像是在与一个看不见的敌人搏斗一样，对着空气打拳。一次、两次、三次。皮埃尔·孔帕尼与他打招呼。“Ça va，你好吗？你在做什么？”

“我在守卫公园。”

皮埃尔·孔帕尼在儿子六岁时，将他送到了比利时最重要的俱乐部——位于布鲁塞尔郊区的安德莱赫特。他说，足球是他们让文森特忙起来的办法。否则，很容易遇到那些向你许诺的人。“你可以成为街头之王，”孔帕尼说，“但那样你成为的是黑暗之王。”

在慕尼黑的塞本纳大街，文森特·孔帕尼问：“你去了北区？觉得怎么样？”

在他17岁加入安德莱赫特一队之前，他一直住在那里。后来他太出名了，房子也太小了。当孔帕尼谈到北区时，他经常使用一个词，toughness。那里的一切都是艰辛的：住房状况、就业市场、学校。

尽管如此，他从未觉得那里是一个没有上升机会的地方。孔帕尼说，尽管在一个弱势地区长大，自己却并不弱势。他有文化资本。

他的父母都是学者；他们把文森特送到好的公立学校上学，假期时带着孩子们去阿登的外祖父母家。他随安德莱赫特去国外踢球。“我们社区还有哪个孩子能看到我看到了的东西呢？”

文森特·孔帕尼说，听到Avenue de l’Héliport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那间狭小的公寓，也不是那里存在的问题，而是足球，是马克西米利安公园里的足球笼。社区里大多数在那里踢球的孩子都有移民背景。一个球，多种文化。这至今对他都有帮助，孔帕尼说。

凯文-普林斯·博阿滕曾将此描述为一种“变色龙”现象。这位前德甲职业球员在柏林凯文-普林斯·博阿滕曾将此描述为一种“变色龙”现象。这位前德甲职业球员在柏林威丁区长大，周围都是阿拉伯裔、土耳其裔和非洲裔的年轻人。博阿滕说，无论走到哪里，他都能适应。

文森特·孔帕尼说：“我的出身不是劣势，而是优势。”

布鲁塞尔正在下雨，北区冷了起来。但皮埃尔·孔帕尼继续说了下去。他对儿子从这里到拜仁慕尼黑的道路有何看法？百分之零点零零零零几？

孔帕尼微笑了，“这就是生活。”他说，“你无法预测未来，只能努力每天进步。”

体育界一直都有白手起家的故事。这是体育的本质；体育是关于如何克服障碍，如何克服一切不利因素取得成功。

迭戈·马拉多纳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贫民区维拉·菲奥里托长大。穆罕默德·阿里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开始拳击生涯，那是一个充满贫困和种族歧视的地方。网球明星塞雷娜和维纳斯·威廉姆斯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康普顿度过了童年，那里是毒品帮派争斗的所在。2003年，她们的大姐在那里被枪杀。

然而，文森特·孔帕尼的职业生涯之所以令人惊叹，不仅仅是因为他成长的地方。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白手起家的故事，而是一个特殊的家族故事。

蒙博托集中营的13个月

皮埃尔·孔帕尼在70年代作为政治难民逃往布鲁塞尔。他曾在今天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学习工程学。他的父亲，也就是文森特的祖父，是刚果自由斗士帕特里斯·卢蒙巴的支持者。

1960年，卢蒙巴成为刚刚独立的刚果的第一任总理。在议会选举后几天，他在比利时国王的见证下发表了一篇即兴演讲。演讲对几十年来剥削该国的殖民势力进行了清算。“我们的伤口还太新鲜，太痛苦，无法从记忆中抹去，”卢蒙巴喊道。

时至今日，这篇演讲仍被视为刚果自我主张的关键时刻，体现了非洲的新骄傲。

不久之后，卢蒙巴被杀，现在我们知道，比利时国王对此知情。比利时警察用酸液溶解了他的尸体。

卢蒙巴被杀后，蒙博托·塞塞·塞科统治了刚果。皮埃尔·孔帕尼是反对独裁者的学生运动的一员。他被关进蒙博托的集中营13个月。1975年，孔帕尼逃到比利时，在那里遇到了文森特的母亲乔塞琳。文森特·孔帕尼说过，这对乔塞琳的家人来说是一个“冲击”。“我的父亲并没有马上被接受。”

有七年，皮埃尔·孔帕尼在比利时都没有任何证件。当他终于能够重新开始工程学学习时，他们已经搬到了Avenue de l’Héliport。领着我们穿越北区时，皮埃尔·孔帕尼回忆，他每天早上6点开始开计程车，一直开到晚上11点，好养家糊口。在这期间，他还得上课、送孩子去日托、接孩子回家。乔塞琳也工作得很辛苦。“艰难的生活。”

比利时首位黑人市长

皮埃尔·孔帕尼成为了航空工程师，晋升为经理，发明了自己的风力发电机，并举办研讨会。2014年，他作为议员进入地区议会。四年后，布鲁塞尔汉斯霍伦市的市民选举他为比利时首位黑人市长。过去一年，他代表执政党行动者党在比利时议会担任议员。

这也是一个攀升的故事，满是必须克服的障碍，混合雄心与执迷。一种自我主张的声明。

“我年轻的时候总是说，我80岁的时候要创办一家公司，”皮埃尔·孔帕尼微笑着说。现在他快80岁了，“也许我100岁的时候会创办一家公司。”

39岁的安妮-夏洛特·莫罗伊坐在布鲁塞尔欧洲议会附近的一栋办公楼里。在安德莱赫特，她与文森特·孔帕尼同班。他们成为了朋友。后来，他聘请了她，起初是作为个人助理，后来又担任孔帕尼在布鲁塞尔创立的足球俱乐部的负责人。“我喜欢与他共事，”莫罗伊说，“但工作要求很高。”

孔帕尼15岁时转入了莫罗伊所在的班级。“当我认识他时，我想：哇！”她回忆。文森特对自己有着坚定的信念。这不是通过足球比赛培养出的自信，而是其他同龄人没有的无法摧毁的自我价值感。

20岁时，孔帕尼以超过1000万欧元的转会费从安德莱赫特转会汉堡，成为当时俱乐部历史上最昂贵的球员。2008年，他转会曼城。莫罗伊回忆说，作为他的私人助理的第一天，二人一起参加了在曼彻斯特举行的会议。当天晚上，他们乘飞机前往刚果。莫罗伊说：“一旦开始，就要全力以赴，这是文森特的工作方式。”

有一次，她问他，告诉我一个我需要改进的地方。

“如果你去看障碍，你看到的是障碍，”孔帕尼回答，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家庭中遇到的问题。但他感兴趣的是解决方案。莫罗伊说，这是文森特的特点，也是整个孔帕尼家族的特点。“当其他人看到障碍时，他们只看到机会。他们根本不会注意到障碍。”

反过来说，这意味着：那些与孔帕尼家族不同的人可能会精疲力竭。

有时，他会在晚上十点安排会议。“与他一起工作会重新定义你的工作伦理，”莫罗伊说，“他对自己和周围的人要求很高。”

莫罗伊现在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有一份办公室文职，与职业足球几乎没有联系。如果孔帕尼给她提供一份新工作呢？莫罗伊只犹豫了一下，“很难说不。”

艾伦·佩斯，56岁，伯恩利的老板兼首席执行官，接受了我们的电话采访。2022年夏天，他聘请了文森特·孔帕尼担任教练。

当被问及孔帕尼的工作伦理从何而来时，他反问了一句：“你看过音乐剧《汉密尔顿》吗？”

这部以美国开国元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命名的音乐剧讲述了汉密尔顿从移民孤儿到美国首任财政部长的崛起历程。该剧在美国大获成功。“汉密尔顿像一个时日无多的人一样努力工作，即使他还年轻，充满活力，”佩斯说，“文森特也是如此。” 在伯恩利，孔帕尼经常在训练场呆上12到14小时，“好像他感觉时间不够用。”

2022年夏天，佩斯需要找一个人来带领刚刚降级的俱乐部重返英超。一个商业伙伴给他提了个建议：在见文森特·孔帕尼之前，不要找其他人！孔帕尼刚刚结束在曼彻斯特的职业生涯，并在安德莱赫特担任了两年教练。除了这些，他没有更多的教练经验。

与他的会面原本计划持续一个半小时，但实际上持续了将近六个小时，佩斯回忆。“他的想法让我震惊。”孔帕尼谈论足球，同时又像经理一样思考。一只变色龙。

在孔帕尼之前，肖恩·戴奇是伯恩利的主教练，他是一个质朴的英国人，以防守型足球而著称。佩斯会见的其他教练候选人都希望像戴奇一样踢球。但孔帕尼却不同。他想要激进的进攻型足球。佩斯说，孔帕尼在伯恩利的球员身上发现了其他教练没有发现的东西。“文斯将球场上的复杂过程简化到不能更简单。”他原本以为自己了解俱乐部的球员和他们的潜力。“然后你听他讲，就好像醒悟了一样。”

在孔帕尼的带领下，伯恩利立即成功重返英超，取得了101分的惊人成绩。联赛中没有其他球队的进球数超过他们。

次年，孔帕尼与伯恩利以同样的不妥协的进攻风格再次从英超联赛中降级。即使在英超联赛中，他也没有改变自己的打法，继续试图压制对手，只不过这次是以弱旅教练的身份。在38场比赛中，伯恩利仅胜5场。

尽管如此，拜仁慕尼黑还是在2024年夏天与他签约。可能孔帕尼的理念在升班马身上无法长期奏效。但它们似乎是为一支统治型球队量身打造的。

在慕尼黑，孔帕尼立即打破了俱乐部数十年的传统。以前如果球员训练迟到，他们将被罚款。孔帕尼取消了罚款制度。现在，迟到的球员必须留在训练场上，直到教练离开为止。

在球场上，孔帕尼对球员的要求也很高。即使他们明显领先，也必须继续进攻对手的球门。几乎没有休息时间。

据说，教练的性格会反映在球队的打法上。卡洛·安切洛蒂执教的皇家马德里即使在比赛结束前落后，也像场边的意大利教练一样镇定自若。文森特·孔帕尼执教的拜仁慕尼黑从不对自己放松。

亚历山大·津琴科曾与孔帕尼在曼城共事，他在自传中描述了孔帕尼对自己毫不留情的态度。2016年夏天，当时19岁的津琴科加入了曼城，孔帕尼是队长。一次训练结束后，他和一些队友留在球场，轮流射门。孔帕尼说他要尝试封堵他们的射门。然后，他全力扑向这些射门，用身体挡住球，必要时还用头挡住球。津琴科写道，孔帕尼想展示为曼城踢球需要具备的素质。

受苦的英雄是体育界经常使用的主题。但英雄也会成为负担，尤其是对自己。

孔帕尼从青少年时期就一直与伤病战斗。在汉堡，他经常因伤缺阵，以至于小报称他为“脆弱的那个”。在曼彻斯特，他只参加了418场联赛中的265场。

一位多年来一直与他密切相处的人说，孔帕尼数过自己伤愈复出的次数。34次。

这位朋友说，每当孔帕尼受到严重伤病困扰时，他都会进入一种持续24小时的紧急状态。在这24小时里，孔帕尼会绝望万分，无法与他沟通。但第二天，他就会开始为复出做准备。“文斯可能会说，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正是因为伤病，而不是尽管有伤病，”这位朋友说。

孔帕尼的风格是否让他失去了更大的成功？

如果他不是一个如此有动力的人，孔帕尼可能永远无法从北区来到慕尼黑。这种不停歇的精神也体现在他的球队的比赛中。有他在，拜仁比往年更加令人兴奋。他们无条件地向前进攻，更强大，更富攻击性。仿佛北区足球笼里的足球。

10月，拜仁在巴塞罗那的主场迎战对手。不到60秒，他们就落后了。面对0-1的比分，慕尼黑人继续进攻，将对手逼入防守。最终，他们1-4告负。约书亚·基米希赛后说：“我们走上的这条路，对我们来说感觉非常对。”球员们追随教练，在慕尼黑并不总是如此。

但这种风格是否也让孔帕尼失去了更大的成功？

赛季结束前，拜仁看起来已经筋疲力尽。在欧冠四分之一决赛中，他们输给了国际米兰，部分原因是许多球员因伤缺阵。这是运气不好吗？或者，如果球员们事先得到休息，一些伤病是可以避免的？

那么问题就变成了，让孔帕尼来到慕尼黑的品质，能否让他在这里取得持久的成功。

回到北区。皮埃尔·孔帕尼带领我们穿过两条街道，来到距离老公寓不远的社交咖啡馆，此时距离采访开始已经过去了四个半小时。退休的妇女们围坐在桌边打牌，咖啡的价格是1.5欧。孔帕尼与大家握手。他现在完全像一位政治家。“我们不能生活在一个人人只顾自己的世界里，”他说。

几周以来，他一直关注着一个话题：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冲突，M23反叛军肆虐，据说得到了邻国卢旺达的支持。孔帕尼讲述了去刚果访问的经历，几年前，他与文森特一起在那里为一个SOS儿童村揭幕。“文森特的祖母就在今天开战的地方长大，”他说，“这会和你在一起。你永远不会忘记。”

他是否与儿子谈过拜仁慕尼黑由卢旺达赞助的事？谈过俱乐部在主场打出了“访问卢旺达”的广告语？谈过一场血腥的地区冲突正在撕扯一个家族？谈过俱乐部的经济利益与主教练的出身背景冲突？

皮埃尔·孔帕尼直视着我们的眼睛，什么也没说。

三天后，他在比利时议会的讲台上发表演讲，忍着泪水呼吁：“不要访问卢旺达！”

在塞本纳大街，文森特·孔帕尼靠在椅背上。他穿着拜仁红灰色的运动服，戴着一块沉甸甸的银表。很快，他将与球员们一起走上球场。

尽管彼此非常尊重，但俱乐部和他之间仍然是一种友好的共存关系。高层决定购买哪些球员，他负责训练他们。几乎没有其他顶级俱乐部这样做。

孔帕尼几乎从不谈论卢旺达。如果谈论的话，他会说：“我的发言总是和平。”

然而，他是拜仁历史上最具政治意识的教练之一。当他还是一名球员时，孔帕尼创立了一家为弱势群体服务的足球俱乐部，BX布鲁塞尔。来自28个国家的球员在那里踢球，甚至包括难民家庭的孩子，像曾经的孔帕尼一样的孩子。

“百分之零点零零零零几”也是对他们的讯息。

拜仁是否已经为他准备好了？

BX布鲁塞尔是他对抗民粹主义的方式，孔帕尼说。制造不同背景的人的对立来争取选票很容易。但关键是要创造一个让他们相遇、共同实现目标的地方。比如这样一个足球俱乐部。

“如果我能，我想对抗不平等，”孔帕尼说，“如果我不能，我至少不想成为它的受害者。”

你什么时候听过拜仁教练说出这样的话？

几十年来，慕尼黑一直是一个建制俱乐部。有时，似乎没有人能超越乌利·赫内斯和卡尔-海因茨·鲁梅尼格这两位现在从监事会领导俱乐部的元老，无论球员、董事会成员还是教练。

当孔帕尼来到这里时，他实际上不具备担任拜仁教练的资格。他没有像前任们那样赢得过重要的冠军。但他给这个困扰中的俱乐部带来了热情和自信。所以，他能够带来改变。

也许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他是否已经准备好担任拜仁教练，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拜仁是否已经为他准备好了？

孔帕尼从椅子上站起来，伸出手告别。球队在训练场上等待着。他穿过门，走下楼梯，踏上草坪。工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