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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贽这段话说明，历来就有人明白军事要统一指挥，经济要全国统筹，信息差会损公肥私，而逐利奸诈之人又遍地都是，真正的监管应该是透明化运作，进价，运费，出价，丰年存，饥年出。

　陆贽进言认为，边疆的储备不充足，是由于处理不恰当，对粮食的储积和征收都不合时宜，他大略是说：“所说的处理不恰当，指的是戍边的士兵不由守边的将领管辖，守边的将领不由元帅统领，以至于有时对同一城中的将士，同一军中的官兵，朝廷都分别派遣中使监督，是按不同的诏旨委以职任。朝廷所划分的军镇绵亘在远届千里的土地上，无法相互统属；沿着边疆布置了十万军队，没有设置主谋的人物。每当有敌寇前来，也正好是自己内部倾轧瓦解之时，及至得到朝廷征调的军队前来救援时，敌寇已经取得胜利，罢兵而归了。吐蕃与大唐相比，众多与寡少不相匹敌，工巧与拙笨不能对比。然而吐蕃发动进攻，还有余力，我军处于防守，仍然力量不足。其原因大概就在于他们发布命令是由将领掌管，我军的调度管束却由朝廷控制；他们的兵力合成一个整体，而我军的各部却是分散的。所说的对粮食的储积和征收都不合时宜，指的是前不久陛下规定由官府前往军屯处收购粮食以便节省运输的办法，命令付给人们加倍的粮食价钱，以示勉励农耕的措施。这一命令实行的初期，百姓们都是悦服而向往的。然而，有关部门争相得过且过地混日子，专门干琐屑悭吝的事情。年景丰收时，有关部门不肯将粮食按时征收并储存起来；五谷欠收时，他们却强行指使有关人员收购粮食。于是，使豪门富室、贪官污吏反而掌握了财利的权柄，用贱价向人们收购粮食，等到公家与私人缺粮时再卖出去。加之，有一些权势之家、亲近宠幸之臣、游食之人委托军镇低价收买粮食，再运往京城，高价出售。而且人们往往支付葛布麻布充当粮食的价值，致使荒远的边疆在严寒季节穿不上衣服，买不到布料。既然上面对下面不讲信用，下面也就以欺诈回报上面。度支规定的物价变得高了，军镇的谷价就变得贵了。度支通过随意售出滞销的货物获取利益，军镇从粮食的加价中得到额外的收入。虽然设有巡院访查各地，实际上巡院反而成了藏污纳垢之所，以至于有人凭空申报帐目，虚指粮食储存，计算粮食数额虽然超过亿万，考核存粮的实况却不足十分之一。”陆贽又说：“依据原有的制度，由于关中费用浩繁，每年都需要从东部地区运输租米，以至于有一斗钱运一斗米的说法。对此，只晓得见闻之谈而不能通达当时需要的人便会说：‘国家的大事，不应该计较损耗，虽然知道运粮劳苦烦剧，但是不可废止。’只晓得眼前利益而不懂得预防长远忧患的人又会说：‘每到秋天庄稼收获时，只让官府在京城周围和籴，这既容易把事情办好，又足以勉励农耕。’我认为这两派的议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要想节制国家的用度，必须权衡轻重。如果粮食不足而钱财有余，便应该延缓钱财积累，而务必使粮仓充盈起来；如果粮食有余而钱财不足，便应该推迟储备粮食，而节省使用货币。近年以来，关中地区连年丰收，公家储备的粮食积聚起来，足够供应好几年。今年夏天，江淮地带雨水成灾，粮米贵了一倍，有许多人流亡他乡，沦为雇工。关中地区因谷物跌价，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应当提高粮价收购，但没有钱。江淮地区因谷物昂贵，百姓困窘，应当降低粮价出售，但没有米。现在反而将江淮地区所缺少的粮食运送出来，用以增益粮食已经有余的关中地区，这就是我所说的只晓得见闻之谈而不能够通达当时需要的人。如今江淮地区一斗米价值一百五十钱，运送到东渭桥，雇运的价钱每斗大约又要付二百钱，米碾磨不精，而且放陈了，所以在京城的价钱尤其低贱。根据市司公布的本月的价钱，一斗米的售价为三十七钱。耗费了米价的十分之九而仅剩下十分之一，让江淮地区的百姓挨饿，却又损害关中地区农民的利益，象这样办事，可以说是严重的失误。不久以前，每年从江、湖、淮、浙运米一百一十万斛，运到河阴，留下四十万斛，储存在河阴仓，运到陕州，再留下三十万斛，储存在太原仓，剩下的四十万斛输送到东渭桥。现在，河阴仓和太原仓现存的米仍然有三百二十多万斛，京兆府所属各县每斗米不过值七十钱。请让江淮地区明年只运送三十万斛到河阴，再让河阴、陕州依次运送到东渭桥，将江淮地区停止运送的八十万斛米，委托转运使，每斗定价八十钱，运往发生水灾的州县出售，以便救助缺乏粮食的人，算来可得钱六十四万缗，减少雇运钱六十九万缗。请让户部首先拿出钱二十万缗，交给京兆府，让京兆府收购粮米，以便弥补东渭桥仓缺运的数额，可以每斗定价一百钱，以使农民得到好处。请再拿出钱一百零二万六千缗，交给边疆军镇，让各军镇购进可供十万人吃一年的粮食。剩下的钱十万四千缗，可以用来充当明年和籴的本钱。对江淮地区的米钱和雇运钱，一并委托转运使经折算后购买绫、绢、、绵，运往京城，偿还原先向户部所借的钱。